“老王头又躲着咱们呢！”1980年初春的某个清晨，两位老将军在301医院走廊不期而遇。他们手里攥着新鲜出炉的《解放军报》，头版右下角豆腐块大小的讣告栏里，“王建安”三个字刺得人眼眶发酸。距离这位开国上将离世已过去整整七天，可除了这则连遗照都没有的简短通告，竟再寻不到半点治丧痕迹。
这种异乎寻常的冷清，倒像是王建安生前作风的延续。1979年深冬，济南战役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有人提议给当年参战将领补发纪念章。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建安突然起身：“要发就发给烈士家属，咱们这些活着的算哪门子功臣？”满座将星面面相觑，主持会议的萧华打圆场：“建安同志这是提醒咱们别躺在功劳簿上。”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他在公开场合的最后发言。
追溯这位上将的人生轨迹，会发现他始终在“热闹”与“冷清”间划着笔直的分界线。1908年生于湖北黄安的王建安，七岁那年跟着货郎父亲走街串巷，亲眼见过县太爷出巡的排场——鸣锣开道，前呼后拥，连路边的乞丐都要被衙役踹到沟里。这个画面像根刺扎进他心里，后来在红四方面军当指导员时，他给战士们立规矩：“谁要摆官老爷架子，趁早滚回白军去！”
1932年反围剿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最能体现他的脾性。当时刚升任红10师30团团长的王建安，发现炊事班单独给自己留了碗白米饭。他二话不说把饭倒进大锅搅匀，转头把司务长骂得狗血淋头：“再搞特殊化，老子送你上军事法庭！”这碗“倒回去的米饭”，后来被徐向前写进《红四方面军战史》作为治军典范。
有意思的是，这位对下属严苛的将领，打起仗来却透着股狡黠劲。1947年莱芜战役，他带着九纵在山沟里和国民党军兜圈子。有天夜里急行军，参谋请示要不要通知沿途村庄腾房子，王建安摆摆手：“让老乡们睡安稳觉，咱们在晒谷场凑合。”结果第二天追兵赶到，发现九纵将士裹着稻草睡得正香，而三十里外的枪炮声已经响起——原来他故意示弱，把李仙洲兵团主力引进了包围圈。
王建安的“冷”与“热”在济南战役达到某种平衡。战役前夕，许世友在指挥部拍桌子：“八天拿不下济南，我老许提头来见！”向来寡言的王建安突然接话：“用不着八天，五天足够。”这话惊得参谋们笔都掉了——谁不知道“许王”二人当年在红军时期有过节？可当总攻信号弹升空时，许世友的东线集团和王建安的西线兵团配合得严丝合缝，突击队甚至比预定时间早六个小时会师大明湖。
这种公私分明的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后愈发明显。1965年他到福州军区视察，接待处按惯例准备了两辆吉普车随行。王建安当场黑了脸：“你们这是让我当戏台子上的县太爷？”最后硬是带着警卫员挤公交去基层连队。有个新兵蛋子不认识他，在车上抱怨伙食差，王建安听得直点头，第二天那个连队的菜谱就多了道红烧肉。
最让人唏嘘的是1980年1月10日那个飘雪的凌晨。陷入弥留的王建安突然清醒，对守在床边的长子王继安伸出三根手指：“三不——不发讣告，不办追悼会，不进八宝山。”说完又补了句：“骨灰盒别买贵的，能装就行。”等家人含泪应下，这位从黄麻起义走出来的老战士，终于像完成最后作战任务般合上了眼睛。
301医院的解剖室里，医生们发现将军的胃部布满瘢痕。护理员红着眼眶说，首长这些年下部队总吃战士的伙食，有回在西藏喝生水得了胃溃疡，疼得冒冷汗还坚持开完作战会议。而那个被儿子抱回家的骨灰盒，不过是花七块钱买的普通松木匣子，如今静静躺在黄麻起义烈士陵园的角落，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倒是他当年在济南战役缴获的王耀武怀表，至今还在军事博物馆滴答走着。讲解员每次说到这块表，总要提个细节：王建安上交战利品时，特意把表链上镶的宝石抠下来换了三十斤猪肉，给突击队改善伙食。有观众问为啥不自己留着，讲解员笑着指指展柜里的捐赠凭证：“您瞧，这表现在还属于国家财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