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由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后经孟子发扬光大,得以源远流长。历经700年的蛰伏,终于被董仲舒相中,推荐给了汉武帝。
此时对外征战匈奴大获全胜的汉武帝志得意满,未雨绸缪地考虑起了“平天下”的重任,于是启用儒家以仁孝治国,儒家学说也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不过话说回来,儒家思想创立之初,动机并不单纯,创始人孔子多少夹带了“私货”:希望有国君对他的学说感兴趣,进而授予自己官职,从而达到读书致仕,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
出于对这一“私心”的追求,孔子带领学子周游列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儒学讲学。虽然孔子不可谓不努力,也不可谓不勤奋,更不可谓能言善辩,但毕竟周礼已退居幕后,基本没有感兴趣的,最终“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含恨而亡。
孔子去世百年后,孟子接过其接力棒,本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心理,孟子一方面继续高举孔子儒学的伟大旗帜,另一方面又小心完善着孔子的儒学,使得其更“亲民”。
有了新成果的孟子果断为圣人绝学发扬光大,开始了重蹈孔子覆辙之举,在各国君主面前吹起了大喇叭:“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结局嘛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依旧“水土不服”。
《礼记·大学》提出了“成功学”,王阳明觉得不靠谱
由此可见,儒家学说一方面是治世之经典,有着“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宏图,但另一方面也有其贴近现实的一面:通俗而言就是“成功学”。这“成功学”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现任统治者维稳,二来则是为即将有望登顶王位的新星提供帮助。
相比于孔孟时代诸侯并列背景导致的治国“小家子气”,儒学经典《礼记•大学》因为有了秦汉的大一统,故而追求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目标直接定位为“治国平天下”,相当霸气。
《礼记•大学》给出了这样的“成功途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按照此儒学经典的意思,要想为天下人服,在心理和实践中实现平天下的宏伟愿望,得按照这样单向“打怪升级”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平天下)。
初看很有道理,如果是有过经验的过来人,必然觉得这太“儿科”了:且不论成功的过程是否真如儒家经典设想得这般“乖巧”,就说这“格物”是啥意思?是探索未知世界还是搞面子工程?
如果一门心思“格物”,如同郑国一样投入到修渠事业当中,事实证明结果跟诚意、正心没啥关系,结果不过是帮助秦国兴水利,为秦国人民敬仰的“好劳模”。
显然王阳明也发现了这一点,当第一次听说“格物致知”这个观点时,他第一反应是不靠谱。在他看来,“致知”的主体是自己的心,一门心思跟物打交道,心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专门做了事业,来了个“阳明格竹”七天七夜,结果证明:虽然自己使出吃奶的劲儿“穷尽竹子一切真理”,但最终证明自己内心毫无波澜、两眼空空:“格物”不能“致知”。
既然“格物致知”不成立,后面的诚意正心还有啥经验值?儒学这种“成功学”极其不靠谱,放弃。
王阳明提出了“成功新学”,更不靠谱
推翻了儒学经典唬人的“成功学”,王阳明就琢磨着另搞一套自己的成功学说。对于有思想有行动力的他而言,这不是难事,为此创立了“成功新学”。
首先要对成功进行一个精准定义。王阳明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深受儒学经典影响的私塾老师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何为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还未回答时,私塾老师就给了标准答案:读书登第,与孔孟的目标何其一致。
自幼就有叛逆精神的王阳明对此嗤之以鼻,他心里笑道:这种俗物也配“成功”二字?在私塾老师诧异的眼神中,他大吼出了成功的标准——做圣贤。
那么做圣贤呢?接下来的日子里王阳明一致在寻求答案,终于找到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观点,但有一个问题还未解决:那就是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困难,让心安定?说白了,那什么理由搪塞内心,使其免受现实之困扰?
王阳明经过很长时间的琢磨和关禁闭,终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成功学”途径,只要自己想着不求人、自我循环,自己就离圣贤不远了。
这就是王阳明琢磨出来的“成功新学”,他为此发狂了一夜。但是在我看来,这不是精神胜利法吗?没有直面现实解决问题,那就是水中月镜中花,问题还是存在,只不过麻痹了内心,更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