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书往往深奥难懂,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却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入门书。
它用简明的语言,概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精华,让读者能够一窥中国哲学的全貌。
这本书只有二十多万字,但每个字都是精选的。
冯友兰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出发,讲述了诸子百家的兴衰变化,分析了孔孟老庄的思想传承,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涵。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哲学史,也是一本文化史,因为它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圣人的经典,以及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几千年的智慧。
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浓缩版。
那么,冯友兰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呢?
中国哲学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就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本文共计72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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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这本书的作者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的哲学大师,被誉为“世纪哲人”。
1946年,他应邀赴美讲授中国哲学史,后来将讲稿整理成书,由美国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成为西方人学习中国哲学的入门书。
冯友兰对这本书的评价是:
“小史也,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
这本书虽然简短,但却把握了中国哲学的脉络和精髓,展现了睿智和哲思。
下面,我们将从社会背景、哲学思想、哲学精神三个方面,介绍冯友兰所梳理的中国哲学。
社会背景
接下来,我们要看社会背景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我们从经济、政治、中国佛学、西方哲学四个方面来讲。
首先,经济背景。
冯先生说,哲学是人们反思的结果。
人思考时,会受环境的制约。
不同的环境,会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要理解中国哲学,就要先了解它的环境。
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基础。
所以,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都是以土地为中心的。
中国哲学家也有本末之分。
本,指农业;末,指商业。
农业是生产,商业是交换。
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
所以,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都“重本轻末”。
中国古代有四个阶级,士、农、工、商。
从排名看,商人最低。
最高的士不种地,但跟土地密切相关,收成决定命运。
他们对宇宙和生活的反应,本质上是对农业的反应。
他们受过教育,会用文学或艺术来表达。
例如,《吕氏春秋》有篇“上农”,比较了商人和农民的生活。
文章说,农民朴实,好使唤,土地不易搬,不会逃跑;
商人狡诈,难使唤,财产易搬,常弃家。
这反映了当时的态度:
农业高于商业,农民高尚于商人。
农业给中国哲学的启发,主要是对自然规律的感悟。
《易传》说: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意思是,太阳落山,月亮升起;
月亮消失,太阳出来。
太阳和月亮交替,带来明天。
冬天过去,夏天到来;
夏天过去,冬天来临。
冬夏变化,预示着时间流逝。
这对中国哲学有很大影响。
比如,老子和《易经》都说,自然和社会的事物,到了极端,就会转向另一个极端。
这也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依据,儒家和道家都信奉“毋太过”,就是不要过分,作为一种精神信仰。
但冯先生也指出,农民的视野也限制了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发展。
一般说,人有两种得出概念的方式,一是直觉,二是假设。
直觉是直接领悟的东西。
在中国,农民对土地和庄稼的看法,是直接领悟的。
中国哲学家也沿用了农民的看法,把直接领悟作为哲学的基础,并且深信不疑。
这种方法论的局限,直到西方哲学进入中国,才被打破。
下面,我们要看政治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我们从政治大环境和哲学流派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政治大环境。
公元前10世纪,周王朝是天下各国的“共主”,也就是共同的主人。
周王把土地分给贵族和将领,这叫封土建国,也就是“封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废除了封土建国,一些贵族和官员流落民间,靠才能或技艺生活。
他们教学术,成了职业教师。
冯先生说,“百家争鸣”的家,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
比如,儒家的鼻祖是文人雅士;
道家的鼻祖是隐士;
墨家的鼻祖是武士;
名家的鼻祖是辩论家;
阴阳家的鼻祖是道士;
法家的鼻祖是法术家,这个法术是治国大法,不是巫术。
第二,哲学流派的兴衰,也跟政治的起伏有关。
秦朝用法家的思想,灭了六国。
但秦朝很快被汉朝代替了。
汉朝皇帝厌恶法家思想,在建国初期就废了秦朝的法律,推崇道家思想的“黄老之学”。
为什么呢?
因为道家的政治哲学说,好的君王就是少管事。
这正是汉初的统治者需要的,因为秦朝就是管得太多才灭国的。
可是,等到汉朝强盛了,道家思想就不适用了,这时统治者们转向了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有仁爱和礼义的知识,统治者们用它来区分阶级,维护秩序。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统一政治和思想,汉武帝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冯先生认为,这期间董仲舒功劳最大。
他不仅创立了考试制度,专考儒家经典,巩固了儒家思想的地位,还为当时的社会新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发展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
三纲是: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就是说,臣子服君王,子女服父母,妻子服丈夫。
五常是:
仁、义、礼、智、信。
就是说,同情心、恭敬、羞耻、是非、忠信。
五常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关系的法则。
董仲舒说: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意思是,人在天地间成长,上天赋予人道德,大地供给人衣食,人再通过学习成就自己,三者缺一不可。
这句话的核心是,人要通过文化和文明的洗礼,才能成为高尚的人。
三纲五常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基础。汉代以后,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基本延续了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看佛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5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也影响了哲学。
那时的佛学大师,包括印度的鸠摩罗什,都用道家的术语表达佛学观念,因为他们觉得,道家用语跟他们的概念有联系。
比如,道家的“有为”,是有所作为,用在佛教,就是人的所作所为会有因果。
冯先生认为,佛教的中道宗和道家哲学互动,产生了禅宗。
佛教的中道,是让人顿悟的情操和哲思,顿悟的人,不在乎有无、生死和苦乐。
这跟道家的超脱生死观有点像。两者结合,就形成了探究心性本源的禅宗。
另外,冯先生认为,印度佛学还给中国哲学带来了“宇宙的心”的观念。
因为佛教传入前,中国哲学只有“心”,没有“宇宙的心”。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哲学的“心”是内在思维,要靠感官感受一切。
比如荀子说的: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意思是,人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都有作用,心灵在胸中,统领五官。
而“宇宙的心”超越了感官对心的限制,它说的是,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人心动的表现。
通俗点说,一个人的言行都是他的心引导的,他的心决定他看到、听到、感受到什么。
后来,哲学家们就把“宇宙的心”当作争论的主题,主要围绕世间万物,是不是由宇宙的心创造的话题展开。
参与这个话题的哲学家们,就是新儒家。
新儒家根据争论的结果,分成了心学和理学两派。
心学说,世间万物是宇宙的心创造的。
心学代表王守仁说,宇宙是精神的整体,心是宇宙和理的原因。
通过认识本心,再把本心和宇宙合一,这种认识在冯先生看来,是禅宗的继续。
理学说,世间万物不是宇宙的心创造的,而是气组成的。
理学代表朱熹说,万事万物都有特殊性,这就是理。
比理先存在的是气,气是个体事物的原因。通过认识事物的本质,再观察事物的美,在冯先生看来,这是顿悟的一种形式。
最后,我们要看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20世纪初,第一批西方哲学家来中国,包括杜威和罗素,他们讲自己的哲学,虽然开了眼界,但知识面太窄。
要了解一门哲学,要了解它赞成和反对的观点,否则就不能真理解它。
所以,在冯先生看来,这时的西方哲学,只能算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不能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但是,西方哲学给中国哲学带来了逻辑分析方法。
以前,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思考问题。
负的方法,就是消除区别,说它的对象不是什么。
比如,《老子》和《庄子》里,没说“道”是什么,只说它不是什么,这是模糊的概念。
逻辑分析方法和“负”的方法相反,是“正”的方法,它做出区别,说它的对象是什么。
在冯先生看来,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古代的哲学观念,是进步。
比如,冯先生用逻辑分析法解释墨家的辩论法,《墨经》里有句对“故”的解释,故是故意的故:
“故,所得而后成也。”
意思是,事发生的原因,叫缘故。
他们把故分成大故和小故。
“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用现代逻辑学翻译,大故是必要充分条件,小故是必要条件。
但墨家没看出充分条件,也就是:
有之必然,无之或然或不然。
所以,冯先生认为,要建立新的逻辑学,才能完善中国的哲学体系。
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内容:
经济、政治背景、佛学、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我们总结一下:
冯先生认为,经济影响中国哲学,主要是早期哲学家对农业的看法和反应,延伸到对自然规律的讨论。
政治影响中国哲学,主要是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君主决策,影响各个哲学流派的兴衰和发展。
佛学影响中国哲学,主要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学,产生了禅宗,并贡献了“宇宙的心”的观念。
中国哲学家把“宇宙的心”继续讨论,就是新儒家。
西方哲学的传入,不仅开了眼界,还给中国的哲学研究带来了逻辑分析方法。
哲学思想
我们说过,冯先生认为哲学是人们反思的产物。
前面说的是影响反思的社会环境和因素,接下来,我们说说反思本身,也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冯先生把中国哲学思想分成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方向。
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介绍。
第一个是,历史哲学的发展轨迹。
历史哲学的起源,要从阴阳家的五行说起。
五行是水火木金土。
关于五行最早的文献,是《洪范》,但冯先生认为,《洪范》里的五行,观念粗糙,只涉及具体事物,没上升到抽象概念。
冯先生认为,阴阳家的《月令》,对五行的理解,更进一步。
《月令》是一本历书,告诉人们,每月该做什么事。
这里,提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
夏天热,联想到火,所以火代表夏季和南方;
冬天冰雪,联想到水,所以水代表冬季和北方;
春天万物生长,新树发芽,所以木代表春季和东方;
秋天收获,一片金黄,所以金代表秋季和西方。
土是五行的中心,处在夏秋交替的位置。
阴阳家从时间和空间上解释了五行,又理了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
按春夏秋冬的四季,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是: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后来,阴阳家的邹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创了新的历史哲学,用五行时间上的更替,解释朝代的更替和历史变化。
比如,他说黄帝代表土,被代表木的夏朝灭国。
代表木的夏朝,被代表金的商朝灭国;
代表金的商朝,被代表火的周朝灭国;
代表火的周朝,又将被代表水的朝代灭国。
这样就循环了。
邹衍的观点影响很大,直到辛亥革命,皇帝的头衔还是“奉天承运皇帝”。
这里的“奉天承运”,就是按五行更替的规律转运。
董仲舒对邹衍的观点,有异议。他说朝代的更替,是按三统(统治的统)的顺序运行的。
哪三统?
黑统、白统、赤统。用颜色表示社会组织,在古代常见,比如满族的八旗,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为什么坚持“三统说”?
董仲舒的理由是,新君王建新朝代,是受命于天,所以要做些新改变,比如:
迁都、改国号、换衣服颜色等。
冯先生认为,“三统说”的观点牵强,没强大的理论支持,所以不能取代邹衍的“五行更替说”。
到了法家,历史哲学又进步了。
法家哲学家说,一年又一年地重复季节变化,但人们要从过去的经验总结教训,才能向前看。
他们就创了“历史退化论”,说人类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要拯救未来,就得复古。
冯先生认为,这种观点进步的地方是,法家的哲学家认识到了,时代发展的变化,他们想要改变。
明确这种观点的,是法家的韩非,他说: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意思是,不要墨守成规,要结合当下的情况,采取措施。
冯先生认为,这是历史哲学中,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
历史哲学说完了,我们说政治哲学的发展轨迹。
冯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主要讨论两个方面:
国家起源和治国之道。
最早讨论国家起源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的代表,主张“兼爱”,爱人不分阶级。
墨子认为,国家建立前,人们没有组织,涣散。
上天为了改变,就创了国君和国家。
也就是说,国家是上天创的,国君是天子,有绝对权威。
国君的权威,是用统一标准实行政治制裁,强制人们有秩序。
人们有秩序后,国君再推“兼爱”,这是墨子的治国之道。
冯先生认为,墨子的国家起源论反映了,墨子时代政治混乱,墨子想用强制手段统一。
墨子的治国之道,强调服从和纪律,发展了墨家的职业道德,因为早期墨家是武士。
墨子说,国家有存在必要,可以改变混乱。
孟子不同,他说国家必然存在,因为它是社会关系发展必然,是人伦产物。
那么,如何引导社会关系良性发展呢?
得有精神领袖管理国家。儒家的政治哲学,只有圣人是真君王,因为圣人有最高精神成就。
圣人当君王,治国之道是王道。
王道是什么?
是用道德教育百姓,治理国家。
怎么实行王道呢?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君王给百姓普及教育,让他们懂人伦道理。
冯先生认为,孟子的治国之道,是美好愿望,是儒家“仁爱”思想的表现。
道家也支持圣人当君王。
但他们提倡“无为而治”,君王少管事,让百姓安居乐业,做能做的事。
理论依据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事物发展到极限,就往反方向发展。
所以,君王顺着百姓,让他们做想做的事。冯先生认为,这样社会秩序乱了。
除非,“无为”建立在法治上。
法家意识到这点,提出用法律管理百姓。
法治第一步,立法。把法律条文记在书里,颁发到官府,公布给百姓。
有了法律条文,百姓的行为受管束。
怎么让百姓遵纪守法呢?
法家想到第二步,制定奖惩措施,奖守法的,罚违纪的。
可是百姓多,怎么监督呢?
法家想到第三步,提拔官员为民服务,君王监督他们。
冯先生认为,法家的治国之道才真“无为而治”。
我们说政治哲学的发展轨迹。
冯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主要讨论国家起源和治国之道两个方面。
宋代,新儒家理学派的朱熹说,世界万物有存在道理,国家也有存在道理。
君王按国家存在道理治国,国家就繁荣。
比如,造房子要按建筑原理,不然房子不行,因为不符合客观原理。
冯先生认为,朱熹的治国之道,接近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进步。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
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阐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冯先生认为,历史哲学启蒙是阴阳家的五行学说,邹衍用五行相生相克解释朝代更替和历史变化。
董仲舒用三统说解释朝代更替,新朝代要在服装颜色和国号上改变。
法家的历史哲学,懂得用变化看历史发展,是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
冯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是哲学家讨论国家起源和治国之道。
墨子最早讨论国家起源,说国家和君王是上天为了平息混乱创的,君王的治国之道是兼爱。
孟子说国家是社会关系发展产物,圣人才能当君王,君王用道德治国。老子说无为而治,真实现的是法家,他们推法治。老百姓遵纪守法,君王才无为而治。
哲学精神
我们看最后一个内容:
哲学精神。
冯先生说,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得先清楚大多数中国哲学家想解决的问题。
比如,道家想解决“全生避害”的问题,就是一生躲避伤害。
冯先生把先秦时期的道家分三个阶段,杨朱是第一阶段,老子是第二阶段,庄子是第三阶段。
杨朱逃避,隐居避开人世的恶。
老子找变化的规律,按规律办事,让事物对他有利。
庄子顺其自然看生死,追求精神自由,这才是解脱。
冯先生说,杨朱和老子的方法有漏洞,很多事情没法预料,躲不开。
只有庄子的方法,解决了全生避害的问题,因为他用超现实的生死观,想达到天人合一。
道家的全生避害的问题,在冯先生看来,是出世哲学的问题。
讨论出世哲学的还有阴阳家和名家。
阴阳家研究五行学说,想通过五行揭示自然规律,把规律跟人类行为联系,让人听天由命。
名家讨论名与实的问题,就是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想发现人类感官理解不到的世界,就是超乎形象的世界。
相反,儒家想用“仁爱”的思想,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创建互尊互爱的理想社会。
孟子希望人们“善推其所为”,把仁爱推广到更多的社会成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尊敬自己和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和别人的孩子。
儒家想解决的道德伦理问题,在冯先生看来,是入世哲学的问题。
有没有方法,解决出世和入世的问题?
有,培养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人格。
内圣,是不断自我修养,使内在品质高尚;
外王,是把身心修养推广到社会,创造崇高的社会价值。
冯先生说,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使人拥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冯先生引用同事金岳霖的观点: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
详细说,哲学家要德才兼备,不断修养自我,不是关在书房,而是把哲学信念运用到生活,以身载道。
有个人做得好,是汉代的东方朔。
东方朔有政治抱负,梦想是“天子大臣”,可是汉武帝不信任他,得不到重用。
他又看到封建专制的黑暗和不公,就有一种处世之道: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归隐山林是表面隐居,真正的隐士生活在朝廷。
东方朔在朝廷避世,不是不关心朝政,他还为老百姓谋福利,敢直言进谏。
这种大隐的处世之道,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展现。
这是今天的第三个内容:
哲学精神。
总结一下:
道家解决出世哲学的问题,儒家解决入世哲学的问题,两种问题通过培养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解决,自我修养使内在品质高尚,身心修养推广到社会,创造崇高的社会价值。
冯先生说,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使人拥有内圣外王的人格。
最后的话
冯先生说,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要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佛教和西方哲学。
农业影响中国哲学最直观,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启蒙,都来自对农业的认识。
政治决定哲学流派的兴衰和发展。
佛教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禅宗思想。
西方哲学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了逻辑分析方法。
中国历史哲学的萌芽,是阴阳家的五行学说。
邹衍用五行相生相克,解释朝代更替和历史变化。
董仲舒用三统说,解释朝代更替。
法家用变化的观点看历史发展,是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
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主要讨论国家起源和治国之道。
墨子说,国家和君王是上天为了平息混乱创的,君王的治国之道是兼爱。
孟子说,国家是社会关系发展产物,圣人才能当君王,君王用道德治国。
老子说“无为而治”,真实现的是法家,他们推法治。
冯先生说,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使人拥有内圣外王的人格,自我修养使内在品质高尚,身心修养推广到社会,创造崇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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