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人，我着实写过很多文字了，这一篇精炼总结一下，概括起来他有这么几个特点。 1、处处学他哥，处处学得形似神不似，大事不糊涂，小事一塌糊涂。 2、是有清一代始终存在的“满汉对立情绪”的始作俑者。 3、极容易自满、自傲。 4、人格分裂症患者。 5、政治斗争中优柔寡断。 下面分开聊一聊。 多尔衮这辈子，干了很多大事。抓住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机，率军入关；打赢了山海关大战；入关后迅速平定北方，攻灭南明弘光、隆武政权，攻灭大顺、大西政权；大破喀尔喀左翼。 在做这些大事时，他确实很像他哥，以山海关大战为例。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祖大寿降而复叛再降，皇太极依然优待，依然让他在八旗内任总兵，祖大寿的子侄也在各旗汉军内任都统（地位相当于明朝的总兵）、副都统。 这是因为，当时祖大寿的外甥在守山海关。 清军招降吴三桂的时间非常早，皇太极还活着的时候，就让祖大寿给他外甥写信。皇太极优待祖大寿（吴的舅舅）、洪承畴（吴的前上司）、张春（吴的前前上司）、吴三风（吴的亲兄弟）、祖氏兄弟（吴的表兄弟）、张存仁（吴的好友）等，一是为了拉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做给吴三桂看：来我这边入伙吧，你看你这些亲朋们在这边都是什么样的待遇。 在当时，吴三桂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他手里有四万关宁团练，这支军队战斗力相当可以，后来顶住了李自成十万大顺军（南明史的数字）的围攻。而当时清军八旗的正常披甲人数，合计不到五万人。 在山海关大战中，多尔衮也表现出了一个优秀统帅应有的素质。 清军行进至距山海关十里的欢喜岭时，发现吴军已经与大顺军交火，大顺军一部已经自西侧绕到山海关外，与大顺军主力前后夹击山海关。 这时，多尔衮没有贸然参战，而是与多铎、阿济格商议道： “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耶？且吾曾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以观动静。” 不明情况，不轻易下水，这种谨慎持重的态度在大战之前是非常正确的。 看到清军不动，吴三桂率军杀出大顺军包围圈，到清军大营求援，剃发称臣。多尔衮当场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杀白马、乌牛祭天地，歃血为盟，永不相负。 这段记载看似平常，其实是非常“超规格的”。 此时的多尔衮是什么身份？ 清朝的辅政王，实际的皇帝。 此时的吴三桂是什么身份？ 明朝的一个团练总兵，刚刚被崇祯帝许诺为伯爵，即平西伯。 杀白马盟誓是汉人的传统，杀乌牛祭天是满人的传统。 所以，多尔衮这是将吴三桂置于帝王的高度，被如此对待，吴三桂自然是对清廷死心塌地。 有了这份保证，吴三桂才开关让清军入驻，自己率全部关宁军出城血战李自成。 多尔衮派出多铎猛揍喀尔喀左翼，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清军入关后第一次对蒙古大规模用兵，开启了清朝收服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的进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专栏： 再说说多尔衮处理小事，以“剃发令”为例。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太极当政时，清廷就施行了剃发令，为什么那会儿没有闹出大的动静呢？ 要知道，在辽东也生活着很多汉人，那会儿的八旗中就有两万多投降过去的明军，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剃发呢？ 这是因为，皇太极不仅让人家剃发，还给人家分地、分房子、找老婆。假设现在给你一个老婆、一套房子，代价是你得把头剃成秃瓢，你干不干？ 像祖大寿第一次投降时，带来了一万多名士兵，对这些人，皇太极给他们找老婆的情况如下： 若谓如何抚养，凡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诸贝勒、大臣女妻之。其诸贝勒之女，由诸贝勒出财帛给之，诸大臣之女，出公帑给之。诸贝勒、大臣之女，若欺凌汉官者，则咎在父母也。事先告诫，犯即治罪，则安敢欺凌！即原有妻室，仍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以示我诚信。彼既离家室孤身在此，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乃亦有名也。果尔，使其女父衣食与共，彼将忘其故土也。即有一、二异心而逃者，亦决不为怨我之词矣。若不善加抚养，则何以得天下乎？再察各牛录下寡妇，给配各官从人。夫明国之兵士，离别乡土妻孥，长年累月，戍守各城，一苦也。惧怕为我兵诛戮，又一苦也。惟光棍等，不能治生，或资钱粮以自给。今汉兵既归降，须派贤能满汉官员，察民间汉人女子寡归，酌情给配，其馀者，察八贝勒下庄屯之殷实庄头有女者，即令其给配。若无女子，则令收养为子，为之婚娶，免其耕作。征战时，仍隶戎伍。再有馀者，则令殷实商贾，逐产分给婚配。如此办理毕，仍各赐夜服一袭。 投降的明军，给房子、给地、给待遇、给老婆、给衣服，与这些相比，剃发是不是就不值一提了呢？ 即便是被清军掳掠的平民，皇太极也是给房子、给地，像阿敏入关时掳掠回来的妇孺，皇太极就下令编为民户，以房舍、土地、衣食给之。 而清军入关后，多尔衮毫无征兆地两次发布剃发令，却没有相应的安民措施，人家能不反吗？ 很多人会说，关外地广人稀，有地可分，关内人口密集，怎么给人家分地？ 其实不然，清军入关前，北方已经持续战乱十数年，平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李自成进京后，发起追赃助饷运动，又杀了很多贵族、高官、太监，这些人的土地就空出来了。 综上，其实当时的北方也是人少闲地多的状态，多尔衮没有合理地将这些土地重新分配，而是本末倒置，先搞八旗圈地，再搞剃发，能不乱吗？ 再说件小事，清军的军纪。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在皇太极执政时期和清军入关前期，清军的军纪并不坏。 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就因为在关内四城肆意掳掠屠杀而被剥夺所有；萨穆什喀率军远征索伦（黑龙江中上游），大胜而归，然而因为其军队肆意掳掠，归来后皇太极依然将其贬黜。 清军入关初期，军纪也很严明，例如： 正黄旗尼雅翰牛录下三人屠民家犬，犬主拒之，被射。讼其事。摄政和硕睿亲王令：斩射者，余各鞭一百、贯耳鼻。因下令：凡强取民间一切细物者，鞭八十，贯耳。 抢平民的狗吃，鞭笞一百，贯穿耳鼻；射伤平民者，斩。这是相当严厉的军规。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有了扬州、江南那些事呢？ 这就引出了多尔衮另一个特点，一旦局势顺了，他很容易自满、上头。 清军入关后仅一年，就平定了整个北方；多铎一路军队南下的过程中，整编各路明朝降军近三十万，这种局势远远超出了多尔衮的预期。 局势顺利了，他就没有入关初期的紧张感了，也就无所谓军纪不军纪了。 这种情况下，多铎在扬州干的事、李成栋在广东干的事、金声桓在江西干的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其实多尔衮第二次发布剃发令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入关后不久多尔衮即发布过一次剃发令，因遭遇的反抗巨大，仅施行了一个月即被废止了。 等到多铎攻下南京后，他又感觉自己天下无敌了，可以强迫被统治者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了，于是，全国范围内的剃发就这样开始了。 接下来就是全国大乱，不仅民间反抗，连早期投降清军的明军将领也叛了，像姜瓖、李成栋、金声桓，八旗官兵死伤惨重，军费开支浩如烟海。 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却对军纪更为放纵，任由士兵劫掠发财。尚可喜在广州干的事全国皆知，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作为对比，三藩之乱初期，清廷半壁江山沦陷，屡战屡败，王辅臣所部因为发不出军饷而反叛，就这样，康熙帝仍然发出多道严令： 一应军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禁，徵收钱粮正项外，不得丝毫科敛。发兵剿贼，原为平定地方，安辑百姓。今军需络绎，往往累及小民。申饬各该督抚，严查地方官员。凡一应供应粮饷及沿途喂马，俱准动用正赋，不许借端私派百姓。至办买米粮草豆，务照时价支给，勿致累民。 这才是明君治国的正道，因为发不出钱导致军队叛乱，我认了；但是军队想借着打仗的由头从老百姓身上敛钱，坚决不行。 指望军队以战养战，必然是荼毒民间，使得民心失尽，这样的江山是不稳固的。这也是清军不得不两次打四川、两次打湖南、两次打广东、N次打江西的原因，占了丢、丢了占，永无安宁之日。 直到多尔衮废止了圈地令和投充令，局面才堪堪得到控制。 好啦，宏观层面就聊到这里，再聊聊多尔衮的人格分裂。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大同总兵姜瓖举兵叛清。 十二月二十七，多尔衮令内三院即刻印制告示，晓谕山西各处官民： 姜瓖之罪，与官吏兵民人等无干，何可株连无辜；官吏、兵民人等不可轻听姜瓖煽惑，自陷罪戾；如有被惑之人悔罪投诚者，概从宽宥，准复旧业；执迷不顺者方行诛戮。 记住，此时多尔衮的态度是：不株连无辜，叛乱者悔罪投诚的，也给予宽恕。 顺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决定亲征大同，说道： 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 这个意思是：我之所以要亲征，并不是因为将领们不会打仗，只是因为将领们领军出征时，经常骚扰百姓。我自己去督军，他们就不敢违反军纪了。 看起来，多尔衮是不是还不错？ 然而，当清军攻下大同后，发生了什么呢？ 多尔衮亲自谕令阿济格：“除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仍带来京外，大同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城垣自垛撤去五尺。” 暴戾、无耻！反复无常，自食其言！ 再举个例子。 顺治七年，多尔衮生病了，对贝子锡翰等人说道： “（顺治帝）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礼，一为临幸。” 这个意思是：虽然顺治是皇帝，我是臣子，但是我毕竟是他的皇叔父，现在我病了，他应该遵循家族的礼节前来探视我呀。 说完这话后，多尔衮又嘱托：你们不要因为我说了这段话，就去请顺治帝前来探视。 其实呢，多尔衮能当着下属说出这些话，本意就是想让顺治帝前来探视自己；他越是嘱托下属不要真的付诸行动，下属们就会越认为多尔衮想让顺治来探视，只是抹不开面子罢了。 于是乎，锡翰就把顺治帝请来了。 顺治走后，多尔衮怒，下令：降贝子锡翰为镇国公，罚银二千两。 这不是有病么？ 最后聊聊满汉关系。 有清一代，不同皇帝对满汉关系的态度是不同的，大致是这样： 努尔哈赤（极紧）；皇太极（极松）；多尔衮（紧）；顺治（适中，整体偏松）；康熙（松）；雍正（适中，前期偏松，后期偏紧）；乾隆（紧）。 这中间最重要的转折，就发生在多尔衮执政时期。 皇太极时期，对于主动归附、且带来的人马足够多的人，不管你是啥民族，要什么给什么。甚至是历代皇帝都忌讳的异姓王，也是管够封。 孔有德、耿仲明带来万余军民，封王；尚可喜带来万余军民，封王；沈志祥带来2500军民，封公爵。 蒙古也是同理，主动归附的科尔沁、奈曼、察哈尔首领，都是王，特别是科尔沁，皇太极上位初期就举族归附（部众十数万人），皇太极一口气封了四个王。 至于祖大寿为什么没有被封王，是因为他第一次投降后又复叛。如果那次祖大寿留在后金，我感觉以他带来正规军1.1万的功绩，祖大寿肯定是个王，他的子侄们也会有一两个公爵。 更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汉人王不仅有“王爵”，更有实权。 孔有德、耿仲明投降时，皇太极规定他们的地位与旗主贝勒相当，朝会时同列第一班。 多尔衮当政后，却降低了汉王的地位，规定他们列在宗室郡王之后。 清朝的宗室爵位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 也就是说，多尔衮给这些汉王降格了，将他们排在第三等。 不仅是地位降了，权力也降了。孔有德投降后，皇太极时期规定： 命率所部驻东京，号令、鼓吹、仪卫皆如旧，惟刑人、出兵当以闻。 这个意思是，孔有德仍然统领之前的军队，军制如旧，只有刑罚士兵和调兵必须经过皇太极批准，其他事情孔有德都可以便宜行事。 这是相当大的权力，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分配战利品、人事任免、日常训练，都由孔有德说了算。 多尔衮当政后，在顺治五年之前，清军历次大规模征伐，统帅都是宗室将领，像多铎、阿济格、勒克德浑、博洛等，四汉王则是打打下手。 到了顺治五年，姜瓖叛乱，天下大乱，八旗兵死伤惨重，多尔衮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这时，他又想起汉王们了。 顺治六年五月丁丑，顺治帝（其实是多尔衮）谕令： 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各授金册金印。令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及新增兵一万六千九百、共二万，往剿广西，挈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共二万，往剿广东，挈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 这个意思就是：太乱了，光靠宗室领兵、八旗效力搞不定了，现在发给你们特权，你们去搞定吧。 允许孔有德在之前3100名八旗兵的基础上，新招募1.69万绿旗兵，负责搞定湖南、广西；允许耿仲明、尚可喜在之前4800名八旗兵的基础上，新招募1.52万绿旗兵，负责搞定广东。 搞定之后，这三人就是那里的藩王，民政事宜需要上报朝廷批准，也就是走个过场；军政事宜这三人可以便宜从事。 顺治八年，清廷又给了吴三桂同样的待遇，让他搞定四川、云贵。 这就是几位藩王的由来。这是一个遗祸将来的举动，历朝历代，封王不可怕，给异姓封王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裂土封藩。不管是同姓还是异姓，同族或是异族，一旦这些王爷手里有了地盘、有了军队，注定不会消停。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都是裂土封藩惹的祸。 后来三藩果然也叛了，平定三藩之乱，既消灭了南方的割据势力，同时也将汉王全部干掉了。 除了这四位，其实还有两位汉王。一是孙可望，他的王爵并非世袭，而是爵位逐代递减；二是黄芳度，他是死后追赠郡王，承袭他爵位的堂弟黄芳世仍为海澄公。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异常尴尬的情况，自康熙朝之后，爱新觉罗氏（满）有王爵，博尔济吉特氏（蒙）有王爵，卫拉特蒙古人有王爵（土尔扈特四王），回部有王爵（额敏和卓、霍集斯），藏人有王爵（颇罗鼐），只有汉人再无封王者。 当然，不姓爱新觉罗氏的满人通常也不会封王，大家熟悉的鳌拜、明珠、索额图、图海、费扬古、傅尔丹、兆惠等，都非王爵。只有福康安因战功卓著，死后被追赠为郡王。 而且即便是有王爵，也不代表有权力。例如驻藏大臣的权力就高于郡王颇罗鼐；驻喀什噶尔大臣的权力也要高于回部二王、一贝子。至于爱新觉罗宗室的那些王爷们，自从顺治帝一揽上三旗之权、削除各旗主兵权后，他们只不过是个富家翁而已。 但是，在局外人看来，这就是一种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 所以，综合来看，多尔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帝王，他虽未称帝，但是顺治七年之前他其实就是皇帝。 通常，一个皇帝很牛，那么他大部分方面都很牛。多尔衮却不然，他在战略决策、战场指挥方面是顶级；在政治斗争方面差强人意；在治国理政方面相当一般，施行的弊政要多于善政，甚至可以归入暴君行列。 他所有的短板，在他哥那里都是强项，所以很多时候我想，如果上天多给皇太极十年阳寿，可能清初的争议就不会这么大了。 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