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众议员马克·格林提出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偿还100多前由清政府发行的债券，总金额额高达1.6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毕安卡的活动家还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请求特朗普帮忙向中国追讨这笔钱财，她甚至建议美国政府购买这些债券，并将其作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的一个筹码。
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面对这些荒唐至极的要求，我国是怎么做的？这些债券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晚清的屈辱借款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朝的财政状况就一直在恶化。
战争赔款、军费开支以及列强的经济侵略，使得清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需支付赔款1600万两白银，军费开支更是高达4000万两。
此外，清朝的关税主权也被列强控制，关税收入大幅减少，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之后，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1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是让清政府的财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需向日本支付高达 2.3 亿两白银的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需向列强支付4.5亿两白银的赔款，本息合计近10亿两。
这两笔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彻底陷入了绝境，不得不通过向列强借款来维持运转。
面对这种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清政府也曾尝试通过财政改革来缓解危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设立清理财政处，试图规范财政收支，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并推行币制改革。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宣统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虽有所增加，但财政赤字依然十分严重。
1911年，中央财政预算收入为2.97亿两，支出为3.39亿两，赤字达4169万两。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统治、镇压风起云涌的南方起义，清政府急需大量的资金，发行债券就成为了清政府筹集资金的无奈之举，“湖广铁路债券”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1908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由于财政捉襟见肘，只能向国际上筹措借贷。
这条铁路计划连接湖北、湖南和广东，是中国南方交通的重要命脉，对清政府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英、法、德三国在得知清政府的借款计划后，迅速行动了起来。
他们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清政府于 1909 年与他们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
根据合同规定，三国银行将为清政府提供借款，用于铁路建设，然而，这份看似普通的借款合同背后，却隐藏着三国列强的勃勃野心。
他们不仅要求高额的利息回报，还试图通过控制铁路的修筑和运营，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嗅到了“商机”，他们一直试图在华扩大影响力，打破其他列强在华的势力均衡，“湖广铁路借款”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美国政府以打着“机会均等” 的幌子，迫使清政府同意其参与借款。
1911 年，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份600 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随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 1911 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 “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债券期限 40 年，年息 5 厘 ，半年付息一次。
这份债券合同，对中国的主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合同规定，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都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中国不仅要支付高额的利息，还要接受外国工程师的监督和管理。
这意味着，中国花费巨资修建的铁路，实际上成为了列强掠夺中国资源、控制中国经济的工具。
此外，债券的发行还使得中国的财政更加依赖外国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因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合约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清亡债留，民国政府艰难偿付1911 年 10 月 10 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的封建统治迅速土崩瓦解，4个月后，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中华民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为了维护国家的信用和争取列强的支持，中华民国决定继承清政府的部分债务，这里面也包括湖广铁路债券 。
从 1912 年到 1936 年，民国政府交通部一直按期支付债券利息，即使在国内局势动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未曾中断。
然而随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湖广铁路债券的命运再次迎来了转折。战争期间，中国遭受了日本的全面侵略，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陷入极度困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支付债券利息，债券的本息支付被迫停止。
据史料记载，当时湖广铁路债券的95%都已完成清偿，真正留在持有人手中的债券数量少之又少。
在1936年国民政府停付本息之后，也没有债券持有人要求支取利息，而到了1951年债券到期时，也无人提出偿还本金的要求。
按常理推断，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应随着历史的推进而悄然退出舞台。然而，谁也没想到，68年后，有些人竟利用这些债券再度掀起波澜。
新中国的霸气回应经历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后，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对于清政府和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外债，新中国采取了坚定的立场。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主席认为，这些外债大多是在旧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基础上产生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工具，新中国不应该承担这些不合理的债务。
然而，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际，美国法院却发一起了针对我国的诉讼。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年11月，美国阿拉巴马州公民杰克逊等 9 人，代表 300 多名美国人，以持有 1911 年前清政府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为由，向该州联邦地方法院对我国提起了诉讼 。
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偿还债券欠款，本息合计高达 1 亿多美元，美国法院迅速受理了此案，并向我国政府发出了传票。
传票上，被告栏赫然列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受送达人则是 “外交部长黄华先生”。
传票明确要求，中国政府需在送达后的 20 日内提出答辩，否则将依原告请求进行缺席判决。
与此同时，原告诉状副本也一同寄来，其中详细列出了要求赔款的金额和各项诉求。
当这张传票被送到中国外交部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起诉讼的背后，不仅涉及到复杂的历史问题，更关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尊严，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法律纠纷，而是美国某些势力试图利用法律手段，对中国进行政治施压的阴谋。
面对这份传票，我国的态度也很明确。
根据《国际法》中的“主权豁免原则”，美国法院无权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充分的“主权豁免权”，美国法院的传票无疑是对这一原则的公然践踏。
之后，我国政府又依据 “恶债不予继承” 的《国际法》原则，对美国的诉讼请求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湖广铁路债券” 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勾结帝国主义列强而发行的，其目的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种债务具有明显的 “恶债” 性质。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新政府对于旧政府的 “恶债” 没有继承的义务，因此，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应承认和偿还这笔债务。
因此，中国外交部果断地退回了美国法院的传票，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抗议中，中国外交部严正指出，美国法院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利用国内司法程序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
尽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法院却依旧我行我素，继续推进这场荒谬的诉讼。
1982 年 9 月 1 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 。
法院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需要支付湖广铁路债券的本金、利息以及相关诉讼费，总计高达 4131.3 万美元。
原告律师在判决后，更是嚣张地扬言要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所拥有的财产 。
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给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屈服。
美国的这一做法，不仅损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破坏了国际法律秩序的稳定，让世界看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霸道和无理的一面，国际舆论纷纷谴责美国此举太过荒诞。
见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中国政府也无任何松口的可能，1984 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东部地方法院撤销了对中国的缺席判决 ，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原告方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继续向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提起上诉 。
然而，美国联邦巡回法院经过审理，最终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了原判。这一结果，彻底宣告了美国这场闹剧的结束。
中国政府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时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
总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从晚清时期的列强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到如今美国妄图通过历史旧账来打压中国，这段历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唯有国家的强大，才是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根本保障。
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和话语权，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