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为了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二机部九院筹备大型影展，我受单位派遣，从四川来到北京，采访拍摄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位老科学家。在中关村黄庄，第一次与彭桓武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彭桓武曾经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领导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他与王淦昌、郭永怀一起被九院人称为“三大菩萨”。1996年我调入北京，与彭桓武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在各种场合给先生拍照，时间长达20年。

众人称“彭公”

旧时文人的称谓，“公”是最高的尊称。在科学界被称为“公”的人很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被大家习惯地称作“彭公”，独享这个尊称。

1995年彭桓武获得第一届“何梁何利”终身奖，奖金100万港元，在20世纪90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这种奖金，有人捐出去，有人以个人命名基金，奖掖后人。彭桓武先生也设立基金，但他奖励的都是同代人。

他认为，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是千万人协同努力的结果。许多人为此做出了贡献，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于是，他自设一个奖励基金，不申请、不评审，完全他自己决定。每年挑选2~3人，后来每年5人，以个人馈赠的方式送给每人3万元。

他首先馈赠那些为核武器研制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哪怕调离核武器研制单位的人；还有因病或家庭生活困难的同事及一些老朋友。郭永怀的爱人李佩，在中关村开办老科学家讲座，他马上支援3万元。圈定人以后，他亲自写信，询问对方愿不愿意接受他的馈赠，然后通过邮局把钱汇出。奖金有的是当面给，有的是邮寄给本人，如果拒收，退回来，彭公再寄，直到收下为止。

从1996年到2004年，彭先生用了九年时间，总共赠予35人，计发奖金106.5万元。奖金发完，基金撤销，不留虚名。

彭桓武先生是有故事的人，更是一个懂感情、重情谊的人。他43岁结婚成家，爱人刘秉娴是一位护士。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恩爱之情都沁润在先生后来写的诗词中。

在彭桓武的诗文集中，诗词部分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给爱人刘秉娴的，命名为《长思篇》。老伴去世以后，先生独自一人，守着四间空房，其中三间都有床铺，晚上走到哪间就在哪间睡觉，而每间卧室里都挂有爱人的照片。

客人来访，彭先生从不给人沏茶，他自己喝水用茶缸，基本上不放下，也不劝人喝。平日里，他从不麻烦别人，遇到开会外出，他极少要单位派车。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原来还请了一个小时工阿姨帮忙做做饭，76岁以后，完全独立生活，买菜、做饭全部自己完成。

我有事情上门会陪他坐一会儿，到了饭点便离开。因为先生患有肾病，炒菜不放盐，喜欢把各种菜、肉、面条或米统统放在一个锅里煮，直到烧熟为止。他曾对我说，我从不请人来家里吃饭，我做的饭别人吃不下。

△2005年，90岁高龄的彭桓武作学术报告。

一个“老顽童”

从1984年第一次与彭桓武接触，我就发现彭先生真的不修边幅。他从未因为我照相而换身衣服，甚至连正正衣襟的动作都没有。爱人去世以后，他每天自己做饭，挽起的袖子油渍麻花，你爱怎么照就怎么照，他才不管你。我开始拍照很拘谨，以后熟悉了，与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拍照也坦然了许多，甚至有点放肆。

彭桓武家凌乱的卧室、书房，他躺在床上看书，都被我收入镜头。我可以毫不拘束地和老人聊天，甚至开个玩笑。到他家去的次数多了，只要一见我带着相机，他会说：“你又到我这里来挣稿费了。”说话总是直来直去。

2002年，受所里委托，我到中关村黄庄彭公家里收集文物。老人让我在屋子里面随便找。我也不客气，在他房间里串来串去寻找文物，发现一本旧书中竟夹着一张八开大的粉色“号外”，上面赫然写着“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号外”，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研究基地。

要知道，1964年10月16日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人民日报》发了“号外”，到了21世纪，国家报库的售价高达3000元人民币。而这张核试验基地的“号外”，存世更少，更加珍贵。

我接着翻捡，又找出一张粉红色的请柬，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马兰基地举行宴会的请柬，并标有第一桌第×位，注明彭公参加宴会所坐的位置。我说：“这张‘号外’和请柬我们都想收藏。”彭先生一挥手：你拿走吧。

书架上还有彭桓武不同时期出版的著作，我接着说，您那几本著作，一并交九所保存吧？没想到彭先生直接怼了我：“‘号外’和请柬你拿走，书不给你，你们所可以去买，我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