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年伟人马克思逝世已经接近一个半世纪，如今我们还能看到、接触和研究马克思的几乎完整的著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和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一生留下卷帙浩繁的手稿，大部分手稿字迹潦草，多用个性化缩略词，或使用德文、英文、法文和其他多种文字，除了马克思本人、他的夫人兼学术秘书——燕妮，即使是马克思生前的朋友也很难识别这些特殊符号。这些无疑给后人的整理和编辑工作留下了极大困难。如何准确鉴别马克思遗留下的手稿、笔记、书信等，如何完整保存这些珍贵手稿，如何在准确考证这些手稿的前提下及时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是马克思生前和逝世后摆在每一个关心工人阶级和人类前途的人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和庄严使命。这些手稿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马克思的这些珍贵手稿历经磨难和劫掠，无数值得尊敬的人们为了保存马克思手稿，许多人历经艰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今，当我们手捧着翻译准确、印刷精美、制作精良的马克思的原著，我们真的应该感到庆幸！这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心系全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们的幸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搜集、收藏和整理。为此，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中央编译局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建设，其中也包括对珍贵文献和手稿的收藏。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现珍藏有两份珍贵的马克思手稿：一份是1876年10月16日马克思写给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信，另一份是1878年6月25日马克思写给英国周刊《自由新闻》主编与发行人科特勒·多布森·科特勒的信。这两份手稿可称为是镇馆之宝。
培养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笔迹辨认专家
马克思一生留下大量手稿，大部分手稿字迹潦草，多用个性化缩略词，或使用德文、英文、法文和其他多种文字，给后人的整理和编辑工作留下了很大困难。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马克思誊清文稿，以便他人能看懂。燕妮和马克思相继去世后，恩格斯又为整理马克思的手稿不懈工作了12年，耗费了大量心血。
恩格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感到自己已不可能完成整理马克思留下的庞大手稿的任务，必须在有生之年培养出能够辨认马克思手迹的后继者，他选择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
后来，为了辨认这些天书般的手稿，世界各国都专门培养有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笔迹辨认专家。俄国人保尔·韦勒尔擅长辨认马克思的经济学笔记，英国人哈维擅长辨认恩格斯的手稿，苏联人尼娜·伊尔伊尼奇娜能够对马克思恩格斯各种笔迹进行辨认，她对马恩手稿的辨认工作做了44年，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头号苏联女专家。
《共产党宣言》手稿的一页，头两行为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手迹
为了识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甚至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多年在刑侦部门从事笔迹辨认工作的专家库特·米勒，他编辑的《米勒字母表》成为辨认马恩手稿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为保存手稿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手稿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为了保存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许多人历经艰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马克思逝世后，他的手稿由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保管。恩格斯去世前立下遗嘱：将马克思的手稿和书信归爱琳娜，这部分手稿在1898年爱琳娜逝世后转归德国社会民主党。恩格斯除私人信件之外的全部书信、手稿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和全部藏书，都归德国社会民主党保管。
1932年1月底，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发表演讲，明确表示：“我们下了坚强的决心，要在德国把马克思主义连根拔掉。”纳粹从图书馆等一切公众场所清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焚烧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历史文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面临被毁掉的危险，更不要说在德国进行编辑和出版马恩的著作了。
林登街3号是德国社民党执委会的机关大楼，这里保存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为避免马恩的遗著受到侵害，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手稿行动开始了。
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迹
一场惊心动魄的手稿保卫战
档案馆馆长约翰·欣里希森决定将马恩的遗著转移到他的一个老朋友油漆工老约尼在路德街开的店铺中。由于店铺又潮又湿，不适合手稿保存，同时，手稿随时都有被冲锋队和党卫军发现的危险。老约尼找到一位社民党的盟友格哈德·布赖特沙伊德，后者又找到他青年时期的朋友格哈德，在其父亲达维德·扎洛蒙家里，手稿得到很好保存。
由于扎洛蒙是犹太人，手稿的保存还是存在风险。手稿在德国很不安全，布赖特沙伊德后找到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汉斯·汉森，后者建议将手稿运至弗伦兹堡再转至丹麦保存。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理夏德·汉森知道一条连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丹麦的秘密“边界小径”，纳粹对此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
1937年7月中旬，理夏德·汉森通过中转站基尔将手稿从柏林运至弗伦兹堡。手稿的运输路线大体如下：柏林→基尔→弗伦兹堡→奥尔胡斯→哥本哈根。
手稿在运至弗伦兹堡后，需要跨境从弗伦兹堡郊区哈里厄斯费尔德（今名为哈里斯勒）运至奥尔胡斯（奥尔胡斯又译“奥胡斯”，在丹麦日德兰半岛东岸，滨奥胡斯湾）。
在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乌费·安德尔森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将手稿进行转移。弗伦兹堡的渔民汉斯·约翰逊用他的小帆船运送了部分手稿。丹麦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乘海湾渡轮带出一部分手稿。工人运动员也帮忙，他们在边界附近举行德意志和丹麦的划船竞赛时，也带出一部分手稿。其中大部分手稿是由威廉·施梅尔带到丹麦的。他是哈里厄斯费尔德的区部主席，白天他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干活，夜间背着背包穿越沼泽地。最初是一个人，以后当必须加快运输速度时，他就和许多男女同志一起运送。
到1933年11月份，手稿全部运至丹麦，存放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工人地方银行的保险柜里。遗稿没有一张落到法西斯警察和海关官员的手里。1938年，流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其领导人将这批财富以7.2万荷兰盾的价格永久卖给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资本论》第2卷手稿
镇馆之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入侵荷兰后，曾占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并动用武装力量到处查寻手稿，却一无所获。实际上，在此之前，手稿已转至英国，由牛津大学教授科勒保管，这些手稿最初放在哈罗格特浴场，后放在牛津。二战后，这些手稿又重新回到阿姆斯特丹。目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保存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约三分之二的原始手稿。
另外约三分之一的手稿于1935—1936年转移到莫斯科，目前由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马克思私人藏书历经磨难，分散各地，残缺不全。已知的部分分别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院、波兰国家图书馆和东京图书馆等地，很多已经成为重要文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8日第28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