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华北地区，中华民族陷入危亡之境地。然而，在此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决心彻底消灭我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这年秋，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蒋介石调集100多万部队，并亲自坐镇指挥，采取所谓的“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据记载，蒋介石直接用于攻占中央苏区的兵力就高达50多万人。而当时，我军虽然取得了连续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但其自身损失也不小，那时，中央红军的兵力仅有10万人左右，加上粮食供应紧张、弹药极度匮乏，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无论是懂军事的还是不懂军事的人都知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迅速跳出敌人布置的“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方式应敌。
然而，面对如此险恶的敌我态势，以博古、李徳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们，却出人意料的提出了所谓的“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口号，结果毫无疑问，我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时红军中的“混乱”局面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可以轻松达到他的目的。
为了给中央红军全力一击，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所谓的“铁桶计划”，即：调集150万部队，连同270余架飞机和200余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以图彻底歼灭我中央红军之主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铁桶计划”真的付诸实践，而我军又对此毫无准备的话，那么结局将不言而喻，毕竟以当时我军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应对如此规模的攻击，况且当时红军的领导权还由博古、李徳等这样的“左”倾领导把持着。
为了实现“铁桶计划”的突然性，蒋介石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尤其在保密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命令在每份文件上都标注“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将领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做得非常严格。
按理说，在如此严格的保密制度下，这份“铁桶计划”应该到不了我军手中，但事实却是，在会议结束当晚，这份计划的全部材料就送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手中，并很快就送到了中央苏区。
而实现这一切的，正是刚被蒋介石任命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官——莫雄。
说起来，这个莫雄还很不简单，他虽然身居白军阵营，但却有着一颗红心。
翻开莫雄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老同盟会会员，早年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讨伐陈炯明、北伐战争等，是一位资历深厚的革命者，而且他为人豪爽、正直，因此人们都尊称他为——“莫大哥”。
1930年7月，莫雄因配合张发奎反蒋失败，被迫蛰居上海，后经宋子文介绍，在财政部担任视察一职，尽管这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但也正是这一时期，让莫雄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渐渐地，莫雄开始向我党靠拢，不仅为我党收集情报，还曾救下了不少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而此时的莫雄，已经是典型的“白皮红心”了。
正因如此，在庐山军事会议结束后，他就第一时间将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了我党地下工作者项与年同志，并叮嘱他务必要尽快将这份计划送到中央苏区。
众所周知，项与年自参加革命以来，就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是中央特科成员，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兹事体大，项与年不敢耽搁，稍加准备后就带着情报出发了。
在赶路途中，项与年发现每个村子都有敌军把守，每条通往苏区的道路都有敌军设置的关卡，凡遇到可疑之人一律逮捕。因此，项与年只好在山林里穿梭，以少量的干粮充饥，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项与年好不容易到达了兴国县，结果发现这里的敌人封锁得更为严密，而此时的他已经无法再穿梭于山林之中了。
为了不让敌人察觉，原本就已“邋遢不堪”的项与年又毫不犹豫地砸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扮成一个乞丐，混过敌人的关卡。
果然，当敌人看到这样一个面目狰狞、蓬头垢面的“叫花子”后，都无比嫌弃地将他给赶走了。
就这样，项与年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关卡，于10月7日这天正式抵达瑞金，并成功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有了这份情报，博古、李徳等人便不再坚持原来的方案，决定抢在敌人的“铁桶计划”实施前跳出包围圈，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征”自此拉开了序幕。
就在中央红军突围后的第10天，敌军各部便按照“铁桶计划”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大军兵临瑞金城下。
然而，就在蒋介石认为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却发现瑞金变成了一座空城，中央红军早已转移，他精心编织的铁桶，最终成为了一堆废铜烂铁。
在红军突破乌江后，毛主席曾感慨地说道：“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但事实上，莫雄的功劳还不止于此，在长征途中，他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红军大开方便之门，在贵州毕节乌蒙地区帮助红军渡过险关，然而也正因如此，他差点被蒋介石处以极刑，最后还是在张发奎、陈诚等人的保释下才得以重获自由。
出狱后，莫雄曾闲居过一段时间，抗战爆发后又重新出来工作，历任南雄县长、韶关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在此期间，他再次与我党密切合作，为解救我党干部、抗击日寇、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莫雄又历任北江交通警备指挥所主任、余汉谋部少将参议、英德县县长、广东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等职。在任期间，他又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运送枪支弹药，并消极执行蒋介石的清剿命令。
莫雄的一系列“通敌”行为，使其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还被列入了“暗杀名单”中，但很快，莫雄便闻讯逃往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曾一度指示要找到莫雄。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叶剑英便立即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将他接回。
当莫雄回到广州后，叶剑英亲自接见了他，并转达了毛主席对他的高度评价：“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好同志。”
之后，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大小北江的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年10月，莫雄受李克农将军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期间受到了叶帅、李克农的亲切接见。1979年后，莫雄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后于1980年2月病逝，享年89岁。
纵观莫雄的一生，他虽长期身居敌营，但其心却始终向着我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倘若没有他冒死送来的绝密情报，其后果将难以想象。
在这之后，他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继续为我党工作，为中国的革命立下了不朽之功勋。斯人虽逝，但浩气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