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的所作所为曾激起云南人民的强烈愤慨，不少正义之士纷纷向上级举报，控诉白恩培的违法乱纪行为。
而其中，又尤以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最为著名。
很多人难以理解，像杨维骏这样一位已经离休的副省级高干，住在昆明一个有名的小区里，儿女均已成材，并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和位高权重的白恩培明刀明枪对着干呢？
一句“我是在国恨家仇中长大”的自述，似乎足以解释这一切。
1922年出生的杨维骏，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
他的父亲杨蓁，是辛亥革命时建立赫赫功勋的滇中名将，同盟会成员，历史记载他曾与朱德义结金兰，后又担任了孙中山先生的参谋长。
1925年，父亲被人杀害，年仅3岁的杨维骏跟随母亲躲进上海租界，侥幸逃过一劫。
那时的杨家家境还算殷实，但“母亲一直骗我们，说家里的生活费都是父亲生前战友借给我们的，以后长大要还”。
正因如此，杨维骏从小目睹了太多小人物的悲惨生活，心里“任何时候都对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怀有深切的同情”，看不得弱者受欺负。
“在国恨家仇中长大的”的他嫉恶如仇，耿直正义，敢于提出批评。
1937年，杨维骏重回昆明，考入云南大学。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杨维骏在云南大学参与组建学生自洽会，和李公朴、闻一多等共同串联学运。
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指派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此后，杨维骏担任了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统战部副秘书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时隔多年后，他依旧无法忘怀的一件往事，是在抗战时期，前方伤员急需血液的情况下，知名学者林语堂的女儿率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服务团到昆明募集血液，云南大学的爱国学生个个踊跃捐血，有的因为捐太多甚至患上贫血，然后没过多久，市面上就出现了高价出售的血浆。
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杨维骏打心底里对贪腐的痛恨，也便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统战部副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杨维骏一直努力扮演着“言官”的角色，在任时举报过不少副厅级以上的官员，得罪了不少人。
家人朋友以及同僚眼中的他，从不听劝，说话走路时，脖子都是耿耿的，头颈略往上仰，甚少低头，像只犟着的牛，又像只清高的鹤。
1994年，杨维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1998年办理了离休手续。据说，在他离任前的一段时间内，他参加一些会议，都会被人提前打招呼“不要发言”。
离休后的他，终于“消停”下来，每天很少出门，早上去游游泳，午觉后在院子里散会儿步，其余大部分的时间的都待在家里。
再加上子女皆已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旁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也到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2010年12月，已经89岁高龄，离休十几年的杨维骏乘坐政府专配用车，为12个失地农民开道，到省政协上访，一间一间办公室敲门。
有人告诫他不该“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他反问，“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
后来，这件事在网络上传开，网民们为这件事取名“公车上访”事件，杨维骏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而正是这件最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公车上访”事件，让云南的土地问题彻底公开化。
原来那12位经杨维骏开道才上访成功的失地农民所在的村庄，有1700亩耕地被征用，房屋被限期拆除，但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村民们没有安置房，25万的征地款也没有下落。
而诸如此类违规拆迁的事情并非个例，“公车上访”事件后，又不断有失地农民都找到杨维骏，来信求助。
杨维骏就将这些信件全部收集起来，坚持写材料，上访。
这时期的杨维骏，实际上走路时膝关节已经几乎弯不起来，只能拖动着两条腿缓慢移动。他的家里堆满了信件上访材料之余，另外还有他的大大小小的药瓶。
老伴王婉琦常以“个人力量扭转不了乾坤”来劝他，他却说，“大家都不管，当年的革命怎么会成功！”
以后每当老伴跟杨维骏提起这件事，老两口难免会起争执。最后还是女儿打电话来：“妈，你就别管爸了，这是他的信仰。”
所以信仰支撑下的他，哪怕身体再不好，甚至被协和医院诊断为“极高危病人”，精神状态都很好，瘦得矍铄，说话思路敏捷而清晰。
2012年12月，杨维骏给中纪委书记写了一封对白恩培的举报信，2013年，91岁高龄的杨维骏又通过网络，实名举报了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
此时，白恩培正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按理来说，杨维骏和白恩培本没有交集。
2001年，55岁的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经离休3年多。
彼时，云南省GDP在全国各省排名中连续多次倒数第一，白恩培这个新调任的省委书记被寄予厚望。
杨维骏在2001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见到了刚上任的白恩培。
会上，白恩培虚心征求老干部们对省委以及云南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杨维骏便当面提出很多有关城市发展的意见，但白恩培显然没听进去。
白恩培履新后的重要决策之一，便是提出昆明市“一湖四片”的城市开发战略——围绕滇池造城，打造“大昆明”。
为此，白恩培提出了“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
这在杨维骏眼中，已然同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了反调。
而云南的土地问题，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泛滥的。在“大”字当先的城市发展战略下，大量农田被强占，民房被强拆，矿产遭变卖，生态严重毁坏。
典型的就是原来的水果之乡呈贡，整个被毁掉了，新建的城市空空荡荡。而杨维骏一早就曾和许多专家老干部一起反对呈贡的城市开发计划，招致了白恩培的反感，不同的声音被杜绝出现，渐渐地只剩下了杨维骏。
杨维骏就这样坚持搜集材料，举报上访，与白恩培斗了十多年，终于将白扳倒，创下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个之“最”纪录，写就了高龄退休副部级干部实名举报省委书记成功的辉煌事迹。
2020年6月9日，杨维骏在昆明因病离世，享年98岁，自此走完了反腐愚公的正义一生。
6月12日，杨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云南各界人士，包括附近的村民，一一手持杨老遗像，自发前往悼念，为杨老送行。
如今，斯人已逝，但正如自发为杨老送行的人们所言，“杨老将永远活在大家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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