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自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父子软禁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终于恢复自由。
彼时，他已近90岁高龄，“少帅老矣”，花白的头发有些谢顶，脸上出现了老人斑，但从挺直的鼻梁，依稀可见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和英俊潇洒。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人物，他一生的半数岁月都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就是那样少数几次的粉墨登场，便起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
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以及西安事变，桩桩件件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他的身影，并因为他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人们对他的情感很复杂，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对他的关注从不曾降温，国外媒体对他亦如此。
1990年，张学良恢复自由后，日本NHK的记者就曾采访张学良，询问他有关西安事变的谈话内容。
这里西安事变的谈话内容，指的是蒋介石在被张学良扣留西安后，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曾飞抵西安，同蒋介石会见谈话，而张学良当时就在现场。
对于张学良来说，周恩来的出现，可以说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因为西安事变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实并不能混为一谈，西安事变发动的作用以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也非等同。
张学良后来在回忆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心情时曾说：
“现在我自个儿想我自个儿，可以说我失败。我年轻时候，做事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
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张学良曾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了这项惊世骇俗的兵谏计划。
会上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人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
张学良则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么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于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此后12月12日到14日，张学良多次去扣押地见蒋介石，而蒋介石或闭口不言，或破口大骂，或声言要自杀，压根不给张学良说话的机会，更不用说两个人坐下来谈一谈了。
更让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军内部求和派和少壮派发生分裂冲突，另外苏联方面指责张学良此举“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助日本使中国分裂”。
事态的发展一时处于茫然状态，张学良想要实现逼蒋联共抗日的兵谏目的难以实现，陷入困境。
就在这时，张学良接到了一封电报，顿时喜出望外，直言：“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这个他，说的便是周恩来。
而那封电报，是毛主席和周恩来联名发给他的，电报写明：“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在此之前，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出色的领导人，身份其实还在“地下”，为了隐蔽，他留着大胡子，多次亲自搏杀在秘密战线的最前沿。
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作为我党全权代表，才正式从“地下”转到“地上”，剃掉了大胡子，年轻了10岁，以一个风度翩翩的共产党人亮相人前。
1936年12月16日，周恩来偕中共代表团登上了前往西安的飞机。临行前，毛主席亲自送行，并嘱咐：“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这句“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可以说是给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充足信任和自由度。
另一边，南京政府则派出了代表宋子文。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两人既是郎舅关系，又互相心存忌惮，淞沪抗战时为筹措军费，郎舅反目，宋子文挨了一耳光愤而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又被任命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不过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为救蒋辗转于西安和南京之间，22日陪同宋美龄再飞西安，受蒋指定，宋氏兄妹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展开谈判。
经过两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当晚，周恩来去见了蒋介石。
25日，遵守信诺的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和宋氏兄妹返回南京。
宋氏兄妹曾保证张学良的安全，不料一到南京，张学良即被监禁，而且自此一监禁就是54年。
1990年，日本记者在采访张学良时便询问他：“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张学良当时便道：“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情。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日本记者又希望张学良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而张学良直言：“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只是日本记者不依不饶，又问：“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张学良回答：“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打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能那样讲。”
说完，张学良再度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希望对方能体谅自己的苦衷。
最后鉴于对方诚意的提问，张学良简单地说明了自己不想讲也不能讲的两个原因，他说：
“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日本记者没再继续追问。
而从出自张学良口的这些话不难看出，关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仍有外界至今不知道的“密事”。
而这些“密事”的知情者只有张学良、蒋介石、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5人。这些事情公布之后，肯定会伤害某人的人格。而受伤害的还不是一个人。
首先根据张学良晚年历次公开谈话，他对周恩来的评价很高，曾几次公开谈及“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照此分析，受伤害者并不是周恩来。
而到1990年时，知道“密事”的5人中也只有张学良和宋美龄还在世了。
在张学良眼中，宋美龄于他有“保命之恩”，蒋介石之所以没有杀他，主要是宋美龄保了他，张还曾说：“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样看来，张学良坚持不说，可能还考虑到了宋美龄。
最后不管怎么样，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关键时刻，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运筹帷幄，多方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此国内战争在无声无息中结束，历史迈向了联合抗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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