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5年，周兴告别了他在山东奋斗五年的地方，跑到云南去当上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还兼任了云南省的省长。那时候，周兴已经迈入了60岁的门槛。
周兴刚到云南上任，省里的领导们觉得他还不太了解云南的情况，所以商量后决定，让他负责接待群众的工作。
【毛主席：来，我们照个相】
1968年的时候，中央做了个决定，说要从云南调些干部去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班。周兴呢，也正好在要被调到北京去学习的那份名单里头。
有一天，那些在云南工作后来北京参加培训班的伙伴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亲自来见他们。大家一听，心里头那个激动啊，都盼着能早点见到毛主席，觉得这样一来，这次北京之行就算是完美无缺了。
想到好久没见，这次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周兴心里别提多乐了。可转念一想，周兴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接见当天，周兴早早就溜达到了会场，找个最靠后、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小角落站着，跟那些从云南来的同志一块儿，盼着能见上毛主席一面。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周兴窝在角落里，心里砰砰直跳，又是兴奋，又是紧张。
突然间，会场的大门敞开了，众人一眼就瞅见了那个熟悉的、高大的身影迈进会场，立马都兴奋地拍起了手。
毛主席抬起手，轻轻往下压了压，会场里立马就变得鸦雀无声。然后，他朝周围瞧了瞧，没在显眼的地方发现要找的那个人，就开口问道：“周兴同志在哪呢？”
毛主席一说完，躲在角落里的周兴就被同志们一个个地推了出来。毛主席一瞧见周兴，就快步走过去，乐呵呵地拽起周兴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说道：“来来来，咱们一起拍张照！”
听完毛主席的讲话，周兴心里那个激动啊，就像悬着的秤砣一下子放了下来。他琢磨着：“这下妥了，毛主席心里还是有我的位置的！”
没过多久，云南省搞了个革命委员会，周兴就被提拔为了副主任，帮着省革委会的一把手谭甫仁处理事务。
毛主席心里一直装着那位在延安时期做过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周兴同志。杨玉英，周兴的伴侣，她回忆起来：
那时候的延安真是朴素得很，就连毛主席都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可别看这样，延安的警察却挺讲究，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制服，还有威风凛凛的骑兵队伍。除此之外，他们还建立了秘密情报系统，配备了电台。要想进出边区，那“通行证”上，必定有周兴的大红章子。所以，不管是政府里的人，还是走街串巷的商贩，甚至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周兴这个大名。
【周兴：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
1905年那会儿，周兴在江西省永丰县的恩江镇呱呱坠地，他们家是搞爆竹小手艺的。老爸姓刘，他自然也跟着姓刘，周兴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改的，原本不是叫这个。
周兴8岁那年，爸妈特别有远见，把他送进了私塾学习。为了给家里增加点收入，放了学，周兴草草吃完晚饭后，就会跑到油灯底下，帮老爸一起做鞭炮。
1919年，周兴完成县里的小学学业后，就直接进了家染布铺子，开始当起了小学徒。
之后，周兴读到了像《共产主义入门》、《共产党宣言》还有《新青年》这些先进的书，他的想法很快就有了大转变。到了1925年，周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他又进一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正式踏上了共产党员的道路。
1927年6月份，组织给周兴安排了任务，让他去了南昌，加入了朱德带的教导团三营。到了8月1号，上边下了命令，周兴他们被叫到一个大操场上集合，等着行动。不一会儿，朱德走到大家面前，大声宣布：“咱们共产党要起义啦！”
听到朱德那斩钉截铁的下达指令，周兴心里头那股热血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琢磨着：“这才是我一直在找的，真正的正义呼唤啊。”那时候，周兴正好是22岁的年纪。
之后，党组织安排周兴去了折桂区，让他当上区委委员，去折桂山区搞游击战。没多久，周兴就使劲张罗，拉起了一支游击小队。他们在那里打击地主老财，收拾那些恶霸乡绅，跟县城里的反动派硬碰硬，就是为了给穷苦的老百姓争口气，过上好点儿的日子。
1930年10月份，红一军团打下了吉安这座城市。没多久，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正式成立了。根据上面的安排，周兴到新成立的省政府去上班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那时候，周兴是国家保卫局的特派员，他跟着红一军团一起出发。没过多久，周兴就被提拔为红一军团保卫局的副局长，和局长罗瑞卿一起搭档工作。
到了年底，中央红军抵达了乌江的南岸。那时候，周兴被调到中央军委干部团，做了个特派员。他归团长陈赓管，主要负责保障部队的安全。那会儿，周兴的工作重点有三个：
一、得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安全无虞；二、抓住俘虏，好好审问，给部队打仗找些“内部消息”；三、得照顾好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这些老革命家的安全。
1935年1月份，遵义会议那会儿，周兴是负责会议外面安全保卫的头儿。那时候，他们碰到了好几次土匪的偷袭。好在最后，周兴带着警卫连的兄弟们，拼死抵抗，愣是把土匪挡在了遵义城外面，确保了会议能平平安安地进行。
听说周兴打仗特别勇猛，陈赓心里乐开了花，他赶紧跟周恩来讲了周兴带着队伍和土匪硬碰硬的事儿。周恩来一听，立马笑了：“这周兴可真有两下子，他们给遵义会议的安全出了大力。”
8月份，红军踏上了草地。刚走出草地没多久，周兴就得了肺病，高烧一直不退，只能躺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息。那时候，陈赓和宋任穷老来看他，告诉他要好好养身体，别着急。
后来，队伍收到了新指令，得赶紧出发。看到周兴身体还没痊愈，有战友就提议，不如先让他在老乡那儿歇着，继续治病，再找个警卫员专门照料，等身子骨硬朗了，再赶上红军大队。
针对这事儿，周兴斩钉截铁地回答：“那绝对不行！”旁边劝他的同志满脸疑惑，追问起来：“到底是为啥呢？”周兴一脸正经地说：“我可是红军的一份子，要是离开了红军，活着还有啥意义啊！”
瞧着周兴态度那么硬气，那位同志也就不再多嘴了。之后，陈赓琢磨着弄来一副担架，打算抬着周兴一块儿撤。
10月份，中共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走完了长征，抵达了陕北地区。到了11月，中央做了个决定，说要搞个西北政治保卫局，主要成员就是原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那些干部。他们还选了王首道来当这个局的局长。
西北安全保卫局里头，分了几个部门来管事，有侦查处、行动处、武装事务处、红军事务处，还有总务组和训练班这些。周兴呢，就成了侦查处的头儿。
1936年2月份，王首道被安排去了前线，然后周兴就顶上了他的位置，当上了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局长。
之后，斯诺到了延安做访问。那时候，周兴作为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头儿，跟斯诺聊了聊。斯诺一听周兴要接受采访，心里那个激动啊，想着终于能探探保卫局的底了，于是赶紧趁着晚上，琢磨出了6个问题。
采访的时候，周兴和斯诺互相打了招呼。然后，斯诺就把自己熬夜准备的问题，一股脑儿全抛了出来：
一、老百姓得犯啥样的错，保卫局才能去抓他、罚他呢？啥情况下能给人判死刑啊？二、保卫局管不管抓、审还有罚那些搞政治的人？还是说把他们送到老百姓的法庭去？紧急司法处理是个啥玩意儿？三、你手下到底有多少警察能听你使唤？四、现在的保卫政策和以前（在江西那时候）的比起来，有啥不一样的地方？五、在陕西这块地儿，除了你们保卫局，还有没有其他管警察的？六、苏维埃政府对待政治犯，跟国民党那套有啥差别？
斯诺提出问题后，周兴稍微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这样答道：
保卫局的工作就是守护好咱们革命得来的胜利果实。红军来了，那些反革命的家伙也不会老实，保卫局就得站出来对付他们。我们靠老百姓的支持，还试着用教育的方式让那些半心半意的反革命分子回心转意。保卫局其实没那么吓人，它就是保护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也是维护咱们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保卫局跟国民党的宪兵队比起来，有四点大不一样：我们不会暗地里杀人；谁犯错就追究谁的责任；我们搞教育为主，宽大处理；犯人在这儿不会挨打受虐。
1937年9月份，陕甘苏区换了新名字，叫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也顺势建了起来。到了10月8号，陕甘宁边区又多了个新部门，叫保安处，这个部门直接归边区政府管。就在那天，边区政府下了个第一号委任令，说是让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周兴来当这个保安处处长。
1938年4月份，那时候国共正合作呢，国统区里的重庆大学搞了个活动，组织了一帮教授去延安瞅瞅。到了延安后，他们逛了逛陕北公学、鲁艺、抗大这些学校，还看了延安留守军队的军事演练。
访问搞完后，访问团里有个教授的私人助手，叫沈辉，他是萧致平的帮手。沈辉自己说想留在延安，帮着抗日。没多久，边区政府教育处就把他安排进去了，让他去搞普教科的工作。
到了教育处以后，沈辉老爱找同事们问问中央那些大领导的事儿。说话间，他总是特别在意领导人的私生活，有次还自个儿跑到毛主席住的杨家岭，就为了瞅瞅毛主席平时都是咋过的。
没多久，保安那边就收到消息，说沈辉的行为很不对劲。一听这消息，周兴立马提高了警惕。为保险起见，他让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去找沈辉聊聊，探探情况。
碰到沈辉后，王范乐呵呵地跟他唠起了家长里短，从日常吃穿住用，一直扯到各自的爱好，还有老家那里的风俗习惯。聊了大半天，王范瞧出了沈辉的一个不对劲：这家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河南人，可一开口说话，却是满嘴的浙江味儿。
王范好奇地问沈辉，为啥他的口音这么特别。沈辉解释说，他小时候在上海舅舅家住过好几年，口音就这么留下来了，改不掉了。不过，周兴听了这个解释，心里还是犯嘀咕，对沈辉起了疑心。
之后，经过一番调查，周兴搞清楚了沈辉的真面目，他其实叫沈之岳，是戴笠身边的一个得力干将。再者，从抓住的那个国民政府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的嘴里，周兴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沈之岳说不定就是军统安排在延安的“顶尖特工”。
由于证据不足，周兴遵循保卫局的办事规矩，没对沈辉动手抓人。不过，王范一走，沈辉心里头就慌了神，他自己主动不跟特务那边联系了，没过多久，就悄悄离开了延安。
这次，沈之岳虽然逃过了保安处的追捕，但保安处的工作表现还是挺出色的，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好评。
1939年9月份，陕甘宁边区的保安处办了个会，周兴就请毛主席来给大家指个方向。毛主席一到保安处，没咋耽误，直接就进了周兴住的那窑洞，开口就对周兴说：“现在啊，这世界上头的大战已经打响了，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没多久，毛主席和周兴就迈步往会场方向走。到了会场里，毛主席坐下来，开始跟那些保安人员聊起了保安工作。他讲了保安工作的特殊性，还有现在新时候对保安的新要求，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
好多老保卫工作者都说，这是毛主席很少有的全面讲解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所以，周兴就让记录人员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记下来，以后好用。
但是，挺让人遗憾的，那份超级宝贵的资料，在解放战争那会儿，跟其他一些关键文件一起被烧掉了。周兴回想起来说道：
毛主席这次讲话的核心意思真的很有价值，一直给后来的公安安保工作指了路。
1940年那会儿，有个人，他叫吴南山，自个儿走到了陕甘宁边区的保安那儿，坦白说自个儿其实是国民党的特务。接着，他就跟保安的人讲起了自己的那些事儿：
新年伊始，21岁的吴南山听了同事的好心建议，从甘肃庆阳的家里出发，一路奔向了陕西汉中。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一个中间人，好让他能进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继续深造。
到了汉中，吴南山没像联络人说的那样被送到重庆，反倒被领进了一个院墙特别高的院子。一进这院子，吴南山就被叮嘱不能跟外面联系。后来，吴南山慢慢琢磨过味儿来了，自己这是进了军统局办的训练班，大伙儿都管它叫“汉训班”。
吴南山在这儿练了一段时间手后，上头就让他回庆阳老家藏着。他一回来，发现老家那边共产党已经掌权了。没多久，吴南山就在陇东中学找了个教书的活儿。心里琢磨了好久，吴南山最后决定跟共产党坦白自己以前的事儿。
听完吴南山的叙述，组织考虑后，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原岗位，为党工作。没过多久，党组织正式任命吴南山为庆阳县的教育科长，他直接归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管辖。
之后，吴南山意外碰到了之前在“汉训班”一起学习的祁三益。两人一起走的时候，祁三益把这次的任务还有相关的所有细节，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吴南山。
听祁三益说有一大堆军统特务混进了延安，吴南山心里头一惊，但他还是稳着情绪，跟祁三益说：“你想靠着榆林那边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介绍信去延安，这行不通。现在国共两边关系僵得很，延安那边查得严严实实的。要不这样，你先跟我到庆阳去，到时候咱再瞧瞧情况，想个法子。”
没过多久，多亏了吴南山的出手相助，周兴就安排人手把祁三益给抓了起来。一审问完，周兴立刻又派了一拨人去庆阳，探查戴笠那个“汉训班”的具体情况，这一趟收获颇丰，他们揪出了好多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通过党组织的耐心教导，这些人里面的大部分都说愿意为党工作。
“汉训班”事情被揭开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都特别。他们直接跟周兴讲：“这事儿给我们提了个醒，特别是给那些还想着蒋介石能咋样的人，敲了个警钟。”
1954年8月份，周兴走马上任公安部副部长一职，他主要帮忙公安部长罗瑞卿处理事务，特别是负责治安管理和劳动改造这两块工作。
那时候，彭真和罗瑞卿负责领导工作，周兴动手张罗起草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周兴费了好大劲，终于让毛主席审阅通过了这个条例，然后就开始实施了。这个条例一出来，对保卫北京和全国的安全秩序，作用可大了去了。
1958年的时候，周兴接掌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的位子。没多久，他自己提出来，不想在高高在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干了，想下到基层去实实在在地做点事。
1961年的时候，周兴的申请得到了上面的点头，中央安排他到山东去，做山东省委书记处的一员，主要负责管理省里的农业事务。
1962年那会儿，毛主席在北京搞了个大聚会，有七千人参加呢。在会上，他老人家笑着跟大家伙儿讲：“你们知道吗，唐朝时候有个叫周兴的家伙，那家伙可狠了，老欺负老百姓。不过咱们这儿也有个周兴，他是保护咱老百姓的。”
1965年的时候，周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他成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还当上了云南省的省长。这意味着他得离开已经待了五年的山东，跑到云南去开始新的工作。
1970年冬天12月份，云南的省委头儿谭甫仁遭到暗杀，不幸去世。这事过后，周兴就被提拔上去，当了云南省委的头儿，还兼着昆明军区的政委以及云南省军区的第一政委。
1975年10月3号，周兴因为肝癌，在医院里没能救回来，就在北京走了，那时候他70岁。
周兴离世后，中央为他办了个挺庄重的告别仪式，毛主席、周总理这些大领导都送了花篮表示哀悼。邓小平也到场参加了，他还代表中央讲了讲话，缅怀周兴。
我们心里头真是难过，要深切缅怀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周兴同志……周兴同志这一辈子，都在革命斗争里摸爬滚打，他下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有毛泽东思想。他铁了心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立场硬邦邦的，爱谁恨谁分得清清楚楚，对党忠心耿耿，对人民情深意重……他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