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致媛书舍 张家口悦读
韩祥瑞 韩雁华
1925年初，冯玉祥到张家口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张家口一时成为整个西北地区的军事、行政中心。冯玉祥到张家口以后，厉行西北开发计划，建立了一些以西北冠名的机构与组织，其中西北银行与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就是典型代表。
一、西北银行冯玉祥在张家口创办的西北银行，在维持西北军生存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着重介绍其创立、存在及撤离张家口的情况。民国时期，在张家口发展的大型金融机构，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察哈尔兴业银行等。中、交两行主要发行的是银元券；察哈尔兴业银行曾经也发行过银元券和铜元券，此时正停业清理；私营银号有20多家，以山西帮占大多数，较大的字号有锦泉兴、大德通、恒裕等，货币流通只有少量的银币和银元，辅币则是铜元。商民大宗交易还都以“口平银”为本位。这就给冯玉祥兴办银行发钞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冯玉祥最初是想把原有的察哈尔兴业银行恢复营业，曾派金镕为总理；不料刚开始筹备，金镕就因舞弊被捕，而停顿下来。于是决定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原拟定名为西北实业银行，后来把“实业”去掉，直称为西北银行。1925年4月6日，总行成立，设在察哈尔兴业银行旧址（张家口下堡内)。冯派察哈尔财政厅长过之翰任总理，张之江、薛笃弼为查账员。1925年7月冯又延聘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为总理，过之翰仍兼任协理。事实上过之翰对银行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驻行负责主持的是协理杨天受。在总行开幕之前，冯玉祥派察哈尔特别区都统张之江来行讲话。张骑马而来，他拿出冯玉祥亲手所书“完全为民，一文枪决”的训告，遍示行员，这八个字给西北银行职员留下了极深刻印象。后来西北督办公署又印发了《告诫各界财政机关人员文》，其中有一项《专告银行执事人员》，作为职员经常阅读的文件。这些措施，为防止西北银行职员贪污渎职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在西北银行存续的七年时间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1924年张家口筹备起，到1926年秋西北军南口战败撤退时止，约14个月，这个时期被称为总行时期，亦即张家口时期，此时西北银行曾先后在察哈尔、热河、北京、天津、绥远、宁夏、甘肃设立分支行处。西北银行总行时期（即张家口时期）的资本总额规定为500万元，收足半数，即开始营业。其银行业务分普通、特种两种。普通业务为存款、汇兑、放款、押汇、贴现、托收款项等。总行时期从1925年春到1926年秋，计14个月，存款总额2800万元，放款总额2500万元，汇款总额3000万元；特种业务为代理金库、发行钞券、储蓄三项。总行时期共发行钞券140万元。1926年，由于西北军在南口战役失利，张家口交通断绝，物价上涨，金融枯竭，西北军的军费几乎全靠西北银行发行钞票维持。事态不稳，人心浮动。在此情况下，4月19日，张之江下令西北银行限制兑现；7月20日，在张家口堡又发生了在银行门口因兑现而挤死5人的恶性事件。之后，西北银行的业务实际处于停顿状态。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为了做好撤退的准备工作，令西北银行预先把现款15万元和未发行的钞票等派人送往绥远。随即，西北银行总行遣散大部分职工，8月16日，宣布停业。之后，西北银行在甘肃、陕西、河南继续营业，直到1930年10月，才告结束。
二、西北陆军干部学校1925年初，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之时，西北军已经扩充到十几万人，并且占有北京、察哈尔、绥远、甘肃几个省区的广大地域。由于军队扩张速度很快，对于管理型干部的需要更加迫切；尤其是缺乏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当时国民革命的高潮已逐渐形成，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日趋激烈。冯玉祥为了在这场斗争中继续保持和壮大自己的实力，急需培养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当时，察哈尔特别区都统张之江，欲成立一军事学校，定名为察哈尔陆军初级干部学校；并且已经命令各县保送学生。冯玉祥知情后，即令张之江将其更名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归督办公署直辖。此时，在上海爆发了震动全世界的“五卅”惨案。有些青年学生基于爱国热情，认为赤手空拳不能对付帝国主义，于是便产生了“投笔从戎”的迫切要求。冯玉祥利用这个机会，在北京、张家口两地招考学生。当时有许多青年报名，结果录取有600多人。其中中学毕业者约占三分之二，大学肄业和毕业者约占三分之一。校址设在张家口上堡。西北陆军干部学校设校长一人，教育长一人。首任校长为陈琢如。下设五个处室：教育室、教官室、军需室、副官室、医务室。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军事训练与精神教育颇具特色，最初时，冯玉祥每周要亲自看操讲话一二次，每次至少半天时间。他讲话的内容，主要是鼓励学生救国救民、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等等。每次在他看操当天，午饭要送到集体场地，冯和其他官长与学生们共同用餐。有一次吃大米饭，他叫每队送去半碗，他都要尝尝。据说在步兵第一队的碗里吃出沙子，他立即集合队伍，亲手把队长孙长波打了几十军棍。这样严格地实行了约有一个半月时间，大概是因为冯忙于政务，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生的生活相当艰苦，主食除了小米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粮食可吃。副食一般是盐水熬素菜，缺少肉油；校服虽是土布做的，但很讲究校规: 学生的帽章、领章、肩章、徽章等一应俱全；衣服上还展示有许多宣传标语口号: 左臂上皆戴一白底黑字“誓死救国”，两边分别是“真爱民”，“不扰民”，共10个字的圆形臂章。在胸前的左襟上，还缀有一块长方形白布，红边红字，上边写着“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12个字。在两襟里边靠近扣门处，也各缀有一个长方形小条，黑边黑字，一边是“一粒子弹当作全军团体性命看”，一边是“军队须是为民众的武力”。那时学生每换洗一次衣服，光是拆缀这些服饰，至少需要个把小时。1926年秋，由于西北军在南口战役中失利，西向包头、五原地区撤退。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也随之撤离张家口。撤离时，第一天徒步行军至孔家庄，宿于孔家庄南面的农村，第二天凌晨，搭乘火车西进，当晚抵达大同，第三天到绥远，第四日上午到包头。此时，接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张之江也到了包头，他结合学生讲话说：“这次长途退却，是对你们的最好考验，可以代替毕业考试，凡是没有逃跑和掉队的，都算毕业考试及格了。”于是到达包头的400多名学生，一律发给了由张之江署名的毕业证书。最后这批学生转到五原接受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由冯玉祥亲自主持，刘伯坚任教育长。这次政治教育历经月余，然后分发各部队担任政治教员或排长、参谋。并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冯玉祥创建于张家口的西北银行与西北陆军干部学校，虽然在张家口短暂的一年多时间，但在张家口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