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吉林市长途客运站每天数百个到站的乘客里，你能看到一些打扮相似的女人。她们穿着长而厚的棉袄或羽绒服，脸颊被鲜艳的纱巾包裹住，只露出眼睛。 每人随身携带两三个鼓鼓囊囊的背包，或是背着，或是提着。 出了汽车站，她们向南走。马路边净是全国连锁的快捷酒店，到了更狭窄拥挤的巷道，五、六十元一晚和二十元一晚的旅店才纷纷出现。而女人们熟视无睹。 她们继续向前，十分钟后，拐进某个老旧的小区，沿着墙皮斑驳的楼道，走进一 家家没有招牌的女子宿舍，住宿费仅需五元。 这里住着打工的女人、逃离家庭的女人和老无所养的女人。这里也住着说英语的女人、追星的女人和谈恋爱的女人。

冼煜卉第一次来孙世清的宿舍是2014年，那年她的丈夫工作过劳，永远倒在了矿上。因为与同样信佛的孙世清投缘，冼煜卉便常住在她家。冼煜卉长得漂亮，也爱打扮，圆脸杏眼，纹了眉毛和眼线，59岁了仍然少有皱纹，有人说她笑起来像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她喜欢去工地做力工，入冬之后工地上活儿少，她在孙世清的宿舍住了好些天。

冼煜卉不喜欢做家政保姆，决定去“湖北市场”碰碰运气找力活儿。“湖北市场”就在一条八车道宽的马路边，没有场所，没有门牌，没有中介，只有数不清的农民工“站大岗”。雇主沿路走过去，报出工作和工钱，一群人便围上去。秋收时节他们还有和雇主讨价还价的机会，冬天只能等着被人挑选。

2010年，为了扩大就业，吉林省政府鼓励发展非全日制、非固定单位就业和临时工、季节工、小时工、劳务派遣等多种灵活就业形式，并提出免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技术等级评定、供求信息和中介服务。然而，徘徊在东市的农民工们却没有太多选择。普遍较高的年龄，较低的文化水平，落后的技能和闭塞的信息通路将他们推向了建筑工地、林场牧场、餐馆旅店和数不清的居民小区。于他们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政策的照拂更像是想象中的春风，比不上寒冬里“湖北市场”上招工的雇主更让人期待。

冼煜卉四点半到达“湖北市场”的时候，路边已经站了很多人。出早市的摊贩们早已摆好了摊位，向农民工们兜售二手棉服和棉鞋。

气温零下十七度，大风自西向东扫过一整条空旷的马路。落下的烟头被风卷着，滚出五、六米远才熄灭。冼煜卉裹紧头巾，和身旁揣着袖子的男人女人们大声喊着话。好不容易等来了个雇主，要给酒厂找木工，工钱日结，一天150元，大家一窝蜂涌上去推销自己。

“大哥我啥都能干，”冼煜卉挤到雇主面前，大声说，“工地上背水泥扛管子我都行，管子我能扛六米长的！”

雇主吸了口烟，冲她摆摆手：“要男的。”冼煜卉很快被身后的男人们挤到了一边。看着两个男人跟着雇主走了，冼煜卉拿出手机，开始翻微信通讯录。半个月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那人没事就找她聊天，说是能帮她找活儿。她嫌男人话多，聊了两回就不再理他。冼煜卉询问男人是否还能为她介绍工作，消息发过去，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删除好友了。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没等到第二个雇主来，冼煜卉打算回去再去中介看看。天还没亮，农民工们已经散去了大半。

“都是命！”这是住在五元宿舍的女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劳苦是命，孤寡是命，遇人不淑是命。一旦这句话说出口，所有的话题都会戛然而止。一句话仿佛凝结了她们一辈子的心酸和苦难，每个人都会暂时落入对自我命运的悲叹里。有很多女人认定自己不幸的人生开始于一段错误的婚姻，她们被男人伤了心，从此敬而远之——这些女人从不去孙世清的宿舍住宿，因为那里常有隔壁男宿舍的人串门。而对于孙世清宿舍的住客而言，在这间不足六十平米的屋子里，性别已经是最不值得顾虑的事情。

冼煜卉的下铺就睡着一个男人，准确的说，是一对夫妻。男人叫老钱，65岁，木讷寡言；女人叫燕珍，也已年过六旬，个子不高，短发，小眼睛，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老钱打了一辈子光棍，直到在孙世清的宿舍遇到了丧偶多年的燕珍。半年前两人走到了一起，搬到了一张每天十元钱的“夫妻床”上。像这样的“夫妻床”，孙世清的女子宿舍里一共有两张。

很多打工的女人都认识或者听说过燕珍，她曾做过几年的“贴身保姆”，并因此出名。“贴身保姆”的需求多来自于年老的男人，当他们走进中介，坐下半天却说不清要求时，女人们就心领神会。“贴身保姆”不仅要照顾男人的饮食起居，夜里还要同寝，很多女人是不屑做的。

除了比一般保姆更高的酬劳，愿意干这行的女人们更期望得到的回报是“有个伴儿”。孙世清的宿舍住过一个姓李的女人，曾给一个老工程师做了八年的“贴身保姆”。老人临终之际，将自己的十五万元存款留给了她。工程师死后，李又回到了东市，租了一间房子，继续打工。她常常坐在路边，端着一杆烟枪抽，对周遭的目光和议论视而不见。

燕珍没有李的运气，但是也攒下了一笔钱。直到逐渐和老钱交好，她才不再做“贴身保姆”。两人搬到一起住的那天，燕珍换上了一件粉红色的上衣，配了条玫红的裤子，挽着老钱的胳膊到附近的菜市场走了一圈。原本在人前不善言辞的她逢人就说：“我们结婚啦！”

女人们回忆起那天的燕珍，说“从没见过她那么嘚瑟”。宿舍里聊天时，燕珍常常只听不说，问到她时也总是“嘿嘿”一笑。提起老钱，她笑容腼腆，却并不吝啬对老钱的感谢，说：“他不嫌弃我，对我好。”冼煜卉羡慕老钱和燕珍，也信任他们，经常让他们帮自己参谋感情问题。冼煜卉常说：“这儿（宿舍）的人就跟我娘家人一样。”

因为长得漂亮，性格外向，冼煜卉不乏追求者。最多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同时追求她。其中，她最喜欢一个开长途货车的男人，和他谈了快一年的恋爱。男人嘴甜，“我爱你”和“我想你”之类的情话每天要说上好几遍，晚上也一定要与冼煜卉视频聊天。认识之初，男人自称比冼煜卉小两岁，冼煜卉只当他的长相不显老。相处一段时间后，她偶然看到男人的身份证，才知道他比自己小了整整十六岁。

这件事让冼煜卉心里有了一块疙瘩，总担心男人还会在其他事情上欺骗她。孙世清知道后，怕冼煜卉被骗钱，力劝冼煜卉和男人分开，希望她“专心学佛”。冼煜卉几次删了男人的微信，都被对方加了回来，之后更加下不了决心分手。见她摇摆不定，孙世清也不愿多管了。自从知道了男人的年纪，冼煜卉就有了“年龄焦虑”。她总觉得自己老了，“配不上人家年轻的”。她开始成天念叨要去做美容，“先把眼袋割了”，还要把缺了一段的眼线重新纹一遍。一问手术费，要三千多元，只好暂时作罢。

2020年11月，老钱和燕珍去了天津给人看农场。孙世清68岁了，腿脚也出了毛病，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带领女人们去种树、收废品和发传单。但她仍然与一些工头和中介保持着联络，乐意给大家张罗活儿干。11月初，孙世清为宿舍里几个年纪大的住客联系了清理江边绿化带的工作，只干一天，男人工钱60元，女人50元。

有人抱怨工钱太少，孙世清站在走道里大声回怼道：“去了还能挣几十，不去一分没有！”

王雅坤今年57岁，生得高大、粗壮。她不做保姆，只干力工，“汗珠掉地摔八瓣”，挣得都是辛苦钱。天冷没活儿干的时候，她用在工地上挣下的钱，在五元宿舍一次包下三、四个月的床位，像候鸟一样等着冬天过去。春天一到，她就回到工地上做瓦匠，做木工，像男人一样扛钢管。她给寺庙做彩绘，十几米高的瓦顶没有保护措施也上。干一天活儿能挣一百多元，有时运气好，二百多也能到手。

王雅坤个性强、说话直，坐在铺位上嗑着瓜子跟人聊天，连来串门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她在快手上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孙世清的宿舍，就撺掇老板娘林凤花也去找记者来采访：“别光写一家呀，也来写写我们这帮流浪女人！”

王雅坤希望宿舍能出名，这样她们也能像住在孙世清宿舍的女人们一样受到社会的关注。只要不露脸，她不介意自己上新闻。她说：“同名同姓的有的是，但我不能让孩子看见我过的什么日子。”

然而老板娘林凤花是个甩手掌柜，对宿舍的日常打理并不上心。她爱玩，爱喝酒，“打麻将、推牌九，哪儿都有她”。白天她很少在宿舍待着，一般在晚上收住宿费的时候才回来。她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染得黑一截红一截的头发胡乱盘着，宽松的裤腰卡在胯骨上，裤兜里几张钞票没揣好，露了一半在外面。

有时候林凤花回来晚了，另一个长租客黑妹就张罗着帮她收钱。黑妹54岁，目前是林凤花宿舍里最年轻的女人，但她瘦小、多病，看上去比其他人都要苍老。她在这家宿舍住了好几年，林凤花已经是她见过的第三个老板，今年冬天才租下这里。和很多女人一样，黑妹家里没房没地，丈夫死了，儿女都已成家，而她不愿成为孩子的负担。

黑妹也在工地干活儿，冬天就在宿舍里“猫冬”。她所有的家当都堆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床铺上下：拉一条绳子做衣橱，捡几个硬纸盒就当收纳柜，床头的旧桌子既是梳妆台也是吃饭的“临窗雅座”。

尽管只有一个床铺属于自己，对这间宿舍黑妹却有着操不完的心。她自愿承担了宿舍的日常打扫，为八个床位都铺上了好换洗的毯子。三年前的圣诞节，她觉得宿舍里“不喜气”，从附近商场拖回几块废弃的大广告牌贴在了墙上。从此每天入睡前，女人们都能看到天安门的红旗和维多利亚海港的灯光。黑妹在宿舍过过好几个年，和留下的女人一起用酒精锅煮饺子，聊天到深夜。每一年留下过年的人都不尽相同，但她总在。她说：“年年都在这儿（过年），人多热闹，有吃有喝的，像家一样。”

2020年12月，孙世清先是接到了社区的电话，她开始感到不安。后来，社区又派人上了门，她才意识到这一次的曝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

社区给她打过电话后，孙世清不再接受任何媒体和个人的采访。来人或举着手机，或拿着相机，都被孙世清堵在了门外。那几天，她和宿舍里的老住客们都很担心。孙世清心里难受，和宿舍里的女人抱怨：“谁不知道这宿舍不合规？我要是有钱，也开个正经的大旅店！”这一次，她甚至萌生了关停宿舍的念头。

她已经68岁了，十几年前，她说过“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

小区里另外三家五元宿舍同样有社区人员上门检查。三姐妹家的二姐原本不以为意，听说一向泼辣胆大的孙世清都想关了宿舍，也开始担心起来。张二姐心里明白，在派出所登记过并不代表这些宿舍就是合法的。它们生存于法律和政策的灰色地带，“没有许可，这就是黑店”。

近十年，东市完成了改造，“东市场”现在的官方名号是“东市商贸经济示范区”。除了大型连锁酒店，附近的经济旅店也开了百余家，三四十元一晚的小旅馆随处可见。但对于很多女人来说，五元宿舍仍是不可替代的必需品。哪怕住宿费只涨到十块钱，都有人要去“蹲露天地”。

二十多年来，这些应打工女人们的需求所诞生的宿舍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能不涨（价）就不涨，能少涨（价）就不多涨”。1998年，孙世清就能够以两元一晚的低廉价格招揽租客。到了2004年，张二姐的宿舍开张，住宿费仍是两元。如今，二十多年过去，猪肉的价格翻了十倍，这些宿舍住一晚的费用只涨了三元钱。

孙世清算过一笔账，一天五元的住宿费，每人每小时才花两毛钱。“现在两毛钱掉地上有的人都不捡了！”她说，“再搭上水电费，我挣啥钱啊，我这算慈善机构！”谢文涛更指望不上开宿舍挣钱。他不比孙世清有自己的房子，除了水电费用，他还有一年一万元的房租要付。在他的宿舍里，烧一壶热水一元钱，插一晚上电热毯也要加一元，但女人们都理解他。

为了节省开销，谢文涛还在洗手池和厕所的门上都贴上了节水提示，又怕女人们起夜忘记关灯，把房间之外的灯泡都撤了，换上了省电的感应灯。开宿舍后，谢文涛跟一个打工的女人走到了一起。谢文涛离婚多年，很珍惜这段感情。女人爱打麻将，他就在他们住的房间里放了一张电动麻将桌，还为此损失了一些喜欢安静的住客。夏天他去工地打工时，宿舍就由这个女人帮忙打理。但就在2020年下半年，两人分手了，女人去了广西的果园打工。女人走后，麻将桌也没人玩了，成了谢文涛的饭桌。

2020年春节，谢文涛的宿舍有七个女人留下过年。他给“老姐姐们”做年夜饭，大家从各县区来，坐在一起像热热闹闹的一家人。谢文涛不确定自己明年还会不会继续经营这家宿舍。他要打工养活自己，可宿舍里“水火都离不了人”，不能没人管。他想，或许最好的办法还是换个老板，宿舍继续开，就像他来时那样。

临近年底，孙世清和老住客们合计一番，决定暂时先不关宿舍。她把宿舍里住着的五六十岁的女人们“赶”去了别家，只留下几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媒体再打来电话时，她没说实话，告诉对方房子已经被她“兑了出去”。记者又打电话给宿舍里住着的老太太核实，老人坐在床上，按照孙世清教她的，说自己已经被儿子接回了家。

电话没再打来，孙世清终于松了一口气。孙世清花了超过她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经营这家宿舍，她在这里度过了八千七百多个日夜，养大了儿子，找到了儿媳，认识了交往几十年的老朋友，还被写进了报道，拍成了纪录片。让她割舍掉这里的一切，她舍不得。孙世清明白，即使政府和社区不插手，五元女子宿舍也总有消失的一天，因为需要它们的人逐渐凋零。这些宿舍诞生于第一代、第二代女农民工们的希望与挣扎，而如今，这些女人正在老去、死去。老一辈人的东市没落了。开发区改造的目的之一是改善市容环境，记忆里人群熙攘的老街没了摊贩，老旧的小区被快速拔起的高楼吞没，劳务中介逐渐被网上的“家政群”代替，往日“黑压压一大片”站满了整条街的农民工也已经成了黑白照片里不可追的影像。

站在寒风里等工的人们惊于时间流逝之快和时代变化之大，却没有人怀念旧日。在他们眼中，只有正在艰难生存的当下。孙世清和张二姐决心要将宿舍开下去，正因为当下还有人需要她们，需要这样一间屋子。孙世清们乐意为流浪的女人们服务，为她们漂泊的人生提供一个落脚之处。不管人们把她们的宿舍当成“中转站”，还是“避难所”，又或者是“养老院”，只要还有一个人走进五元女子宿舍，她们都愿意为她点一盏灯，铺一张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