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将军中少有的大学生，却一直不愿意承认，毛主席：野鸡大学

1973年的一次军区司令员调任接见会上，毛主席提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话题。当介绍到杜平将军时，毛主席笑着说：＂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这句话让在场的其他将领都大吃一惊。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的人少之又少，更别说在将军队伍中了。然而，杜平将军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轻声说道：＂我算不上大学生。＂为什么一个堂堂的开国将军会否认自己的大学生身份？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他的求学之路又经历了什么？而毛主席为何会特意提到这个话题？这一切都要从杜平将军年轻时的求学经历说起。

一、求学路上的坎坷与坚持

1908年，在江西省万载县黄茂县的一个偏僻村庄里，杜平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他是家中八个子女之一，全家仅靠父亲种地和母亲织布维持生计。那个年代，能让孩子上学读书的农家并不多见，但杜平的父亲却独具慧眼，在八个子女中选择让杜平接受教育。

在东洲中学求学期间，杜平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1926年春天，当地一位退休教师专程来到杜家，向杜平父亲推荐了长沙的群治大学。这所大学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学费相对较低，而且可以半工半读。

为筹集学费，杜平父亲四处奔波。当时村里一位开设药铺的富商答应借钱，却要求以杜家的三亩水田作抵押，利息更是高达三分。尽管条件苛刻，杜平父亲还是咬牙应允了下来。

1926年秋天，杜平带着父亲东拼西凑来的学费，徒步两天两夜来到长沙。当时的群治大学设在长沙北郊的一座旧式庭院里，校舍简陋，但教学质量却不容小觑。学校延请了多位知名学者任教，如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张某任教国文，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李某教授英语。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杜平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清晨四点起床，打扫书店，整理书籍，一直忙到上课铃响才匆匆赶到教室。晚上，他常常在煤油灯下苦读到深夜。

1928年夏天，杜平的父亲突然病重。为了给父亲治病，他不得不将准备交下学期学费的钱寄了回去。然而，父亲还是在当年冬天去世了。失去了经济来源的杜平，不得不在读完两年大学后辍学回家。

回到家乡后，杜平并未气馁。他一边在本地小学教书，一边积极参加进步青年的读书会。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开始关注农民运动。1930年初，他加入了当地的农民协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当年秋天，红三军在万载县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杜平主动请缨加入红军。由于他的文化水平较高，被分配到宣传科工作。从此，这位曾经的大学生，开始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漫长征程。

二、从知识分子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1930年秋天，杜平正式加入红军后，首先被分配到宣传科工作。当时的宣传科主要负责编写标语、传单和墙报，以及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由于杜平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编写的宣传材料往往深入浅出，特别受到基层群众的欢迎。

在红3军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杜平的工作方向。1931年初，红3军缴获了一台损坏的电台设备。当时部队里懂得无线电技术的人极少，杜平主动请缨研究这台设备。他利用在群治大学学过的物理知识，加上自学无线电技术，终于在三个月后修好了这台电台。

这一成就引起了军区首长的注意。1931年11月，杜平被任命为红3军无线电队政委。当时的无线电队仅有十几个人，设备简陋，但杜平带领队员们刻苦钻研技术。他创新性地提出＂固定台流动用，流动台固定用＂的战术运用方法，极大地提高了通信效率。

1934年4月，杜平调任红1军团无线电队政委。这时正值中央红军准备长征，通信保障的任务极为艰巨。为了确保电台设备的安全，杜平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件设备都要专人负责，每天检查保养，遇到战斗时必须优先转移电台。

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工作尤为艰苦。除了要背负重达几十斤的电台设备，还要随时准备架设天线发报。有一次过草地时，一名战士因体力不支，将电池掉入沼泽。杜平带领几名队员在齐腰深的泥水中搜寻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找回了这块关键设备。

1935年9月，在遵义以北的一次战斗中，红军遭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杜平带领无线电队边打边撤，但决不放弃设备。当时有同志建议销毁电台，以便轻装突围，但杜平坚持说：＂没有了枪还可以缴获，没有了电台就真的瘫痪了。＂最终，在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仅保住了全部设备，还及时发出了重要的战情报告。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特别嘉奖了无线电队的工作。他说：＂红军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保持通信畅通，无线电队功不可没。＂这段经历让杜平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中通信保障的重要性。

1936年初，杜平被调往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政治工作方法。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留守兵团工作，负责培训通信人才。这时的杜平，已经完全从一个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军人。

三、政工干部的成长历程

1946年春，杜平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旅大地区筹建建国学院。这所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东北地区急需的基层干部。当时的旅大地区百废待兴，缺乏人才是最大的难题。

在筹建过程中，杜平提出了＂教育要从实际出发＂的办学思路。他带领工作人员走访了几十个工厂和农村，了解基层对干部的具体需求。根据调研结果，学院设置了行政管理、财经、文化教育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当时的建国学院条件十分简陋，教室是改建的旧仓库，宿舍是用木板搭建的临时房屋。但杜平坚持高标准办学，他请来了东北解放区多位经验丰富的干部授课。其中包括曾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有刚从国统区转来的进步知识分子。

1947年夏天，罗荣桓同志到建国学院视察工作。看到学院采用的教学方法，罗荣桓特别赞许。他说：＂建国学院的经验值得推广，既要重视理论学习，也要注重实践锻炼。＂此后，罗荣桓经常给杜平写信，交流教育工作的心得。

在建国学院工作期间，杜平养成了随身携带相机的习惯。他认为，用照片记录历史现场，对开展政治工作很有帮助。1948年，他拍摄了大批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解放军进驻旅顺、大连的重要场景，以及当地群众欢迎解放军的感人瞬间。这些照片后来成为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杜平特别重视基层教育工作。他经常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情况。发现有的连队存在＂重训练轻学习＂的现象后，他立即组织开展了扫盲运动。他提出＂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要求每个战士都要学会认字写字。

1948年底，杜平创办了旅大地区第一所部队业余学校。学校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根据战士们的作息时间安排课程。他还组织教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教材，使得许多年龄较大的老战士也能够掌握基本文化知识。

在开展政治工作时，杜平善于运用自己的文化优势。他编写的政治课教案，往往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他还经常利用文艺形式开展宣传教育，组织战士们编演快板、相声等节目，既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也丰富了官兵的文化生活。

1949年初，杜平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信是一位在建国学院学习过的学员写来的，信中说他已经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带领群众过上了好日子。这让杜平深感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随后，他又组织开办了多期短期培训班，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培养更多的基层干部。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杜平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面对百废待兴的新形势，他立即着手组织全军文化教育工作。当时全军文盲率较高，很多战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杜平提出了＂扫盲、提高、培养＂三步走的计划。

1950年3月，杜平组织编写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首次系统规划了军队文化教育的内容和标准。这份大纲不仅包括基础文化知识，还涵盖了军事技能和政治理论学习。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亲自带队到各大军区示范教学方法。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杜平负责组织战地新闻报道工作。1951年春，他率领一个记者小组赴朝前线采访。在志愿军某部，他发现战士们在战壕里办起了＂红色课堂＂。这种自发的学习形式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国后，他立即向总政治部提出了＂战地教育＂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1952年，杜平开创性地提出了＂部队院校化＂的设想。他认为，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需要提高官兵的整体素质。在他的推动下，各大军区相继建立了军事学院和干部培训学校。他特别强调要重视科技知识的学习，为此专门组织编写了《现代军事科技知识读本》。

1954年，杜平参与筹建了军事科学院。在院址选择时，他力主将院址设在北京西郊，既便于军事研究，又利于人才培养。他还提出要重视军事史研究，亲自组织人员收集整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战资料。

1956年，杜平开始关注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他组织专家对苏联军队建设经验进行研究，同时也注意吸收西方军事科技发展的有益成果。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了＂科技强军＂的理念，引起了与会领导的重视。

1958年，面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现象，杜平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军队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搞＂浮夸风＂。这份报告得到了彭德怀元帅的肯定。

1960年代初，杜平主持编写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系统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经验。在编写过程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反映历史真实。这部著作后来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1962年，杜平提出要加强部队的科技文化教育。他建议在部队普及科学知识，开设科技讲座。在他的倡议下，许多部队建立了科技图书室，订阅了科技期刊，为部队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五、晚年生活与历史贡献

1978年，杜平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参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研究工作。在一次军委会议上，他发表了关于加强军队职业教育的建议。他指出，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必须重视人才培养，要建立完善的军事教育体系。这个建议得到了军委领导的重视。

1980年春天，杜平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历史资料。他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拍摄的照片、记录的笔记以及收藏的文件，全部捐赠给军事博物馆。这批资料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关于红军长征时期的通信工作记录，填补了军史研究的多处空白。

1982年，杜平应邀参加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上，他结合自己六十多年的从军经历，就如何加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官兵的思想教育，要把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有机结合起来。

1984年，杜平主持编写了《军队政治工作回忆录》。在编写过程中，他广泛收集老同志的回忆材料，力求真实记录历史。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人民军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同年，他还参与了军史馆的筹建工作，为展览内容的策划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1986年，已经83岁的杜平仍然保持着写作习惯。他每天都要记录当天的见闻和思考。这些日记后来整理成《革命生涯七十年》一书，真实记录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成长历程。这本书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成为青年官兵的精神读本。

1988年，杜平最后一次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他提出要重视军队历史文化的传承，建议在部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他说，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不能忘记革命先辈的宝贵经验。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领导的一致赞同。

1990年初，杜平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军用电台设备捐赠给军事通信博物馆。这些设备见证了人民军队通信事业的发展历程。在捐赠仪式上，他回顾了红军时期艰苦的通信保障工作，勉励年轻一代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

1991年，杜平在整理个人档案时，发现了一份1935年的作战日记。这份日记详细记录了长征途中红军通信队的工作情况。他立即将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转交给军史研究部门。这份日记为研究长征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92年秋天，杜平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项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史》作序。在序言中，他回顾了人民军队通信事业的发展历程，展望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这篇序言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