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分为3种：第一是儒家，第二是道家，第三是佛家。儒家和道家属于中华本土文化，佛家是外来的。但在汉以后2000多年历史里，佛学慢慢被中国人改造，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现代佛学在印度早就式微，在中华大地上则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与儒家、道家一起，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

从普遍意义上说，儒家属于“入世”，道家和佛家属于“出世”。纷纭芜杂的世事如何处理？学佛参道是一种修心养性的方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坚守的理念。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宽宏大度，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人很懂得变通，能够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身心问题。

世界上没有一种理念能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每一种理念解决的都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需要另一种理念来解决！就像不同的病需要不同的药来救治，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同时具有儒释道3家智慧：当这种思维方式不合适时就进入另一种思维方式；灵活变通让我们不断发展。

道家和佛家经常联系在一起。这2家智慧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道家讲“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佛家也有这样的说法。佛家的最高存在叫“梵”或者“空”。“道”和“梵”只能用心去体悟！

但是，道家和佛家毕竟有很大不同：佛家的终极觉悟观念是“空”，体会到不断辩证之后得到的那个“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如如”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宇宙存在的“本体”！但是道家不同，当觉悟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后，更多注意的是“修心养性”——也即走向了养生哲学。

因此我们说，佛家得到的是一种“终极性”观念，是对天地宇宙“本体”的认识；道家得到的是一种“养生观念”，更加重视个人通过取法于自然，达到对生命的延续。

那么，儒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儒家是一种治世哲学。也即黑格尔所说的，“孔子是一个世间的智者，”“《论语》里讲的都是一种常识道德。”“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说教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都内容丰富，而且更好。”黑格尔批评儒学没有思辨逻辑，但这正是儒学的“本质”，它主要是“形而下的”，在于推进世间治理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与佛家和道家相比，儒生们有非常强烈的世间责任感，通过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言论可以看出来。《世说新语》第一篇开宗明义指出：“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士范，登车揽辔，有欲澄清天下之志。”“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儒家“世界大同”的理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坚守的人际交往理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生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世平天下”，是一条由个人推及到天下的辩证思维过程！目的是通过主观能动性达到对文明的推动作用。

儒家的这条本质认识论很有意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不能忘记。

那么，这个“本质”是怎样“认识”到的呢？

儒学在宋朝有了一次大推进，就是“理学”的诞生。“理学”是程颐程颢周敦颐朱熹等儒学大师们，通过参悟道家的观念，对儒家形而上学的一种发展。这时候的一个特色是，道士们言“道”，儒生们也言“道”；道士们说“太极八卦”，儒生们也谈“太极八卦”；这就使儒学在宋代有了一次“寻根之旅”：回到创造儒学和道学的共有源头：《易经》。

枝叶找到了，主杆找到了，根也找到了。但到了明朝，儒学大师王阳明并不满足，在具体实践中无法把纷繁芜杂的理念贯通起来，比如儒家讲“孝”，对待父母“冬则温夏则靖”，要在“耐烦”上下功夫，人人都明白道理，但如果我“不耐烦”了，又有怎样的解决办法呢？就像我们现在找到儒家的“根”，紧随而来的问题是：根长在什么地方？是从半空里长出来的吗？

显然不是。

心学，是王阳明在正德年间，通过“龙场悟道”对儒家学说的又一次推进和发展。

龙场悟道让王阳明认识到自己的“心”：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破碎，错综复杂，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综复杂之患矣。

扩而言之，儒学的源头《易》是怎么来的？

其实源于“人心”，是“人心”对“客观外界”的认识作用。

嘉靖六年，王阳明受命征讨思田。临行前，他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送他到会稽天泉桥上向他请教学问。王阳明将“心学”概括为4句“干货”：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其实是对《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再次解释。心是意、知、格物的本源！

钱德洪和王畿对4句话有不同理解。王畿认为：如果心无善恶的话，意、知、格物也应该没有善恶。但钱德洪持相反看法。

王阳明进而解说道：

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即本体便是工夫，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者，须用为善去恶工夫，以渐复其本体也。

史称为“天泉证道”。

“龙场悟道”和“天泉证道”后，王阳明心学已经形成一以贯之的体系。不再有什么思维不清楚之处！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心学原本属于先秦儒家的“根杆”部分——比如在《大学》、《中庸》、《孟子》中，都有很多关于“心”的论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大学》）“其反复叮咛示人之意，学者其可不尽心乎？”（《中庸》）“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能之。”“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无所同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礼也，义也。”“仁，人心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

只不过经过2000多年尘沙，心学渐渐被掩埋、迷失，王阳明的功绩是发掘出这个儒家的“大学问”，让后世儒生们一睹孔子“圣学”的“本质”，明白自我行为都出于内心，他做得是“正本清源”的功夫。

“知行合一”是“心学”与“理学”的不同之处。“理学”讲究“知行”分裂，儒生们可以“知”，但不必“行”，王阳明的“知”是为了“行”，“行”是为了“知”，二者是“一回事”！“心学”讲究“究竟功夫”，达到认识事物本体的“终极性”认识！这是“心学”把儒家纷繁芜杂的“认识论”贯通起来的原因！作为“开悟者”，王阳明不仅能著书立说，还能领兵打仗，克无不胜，正如梁启超所说：“大儒能带兵者，唯王阳明一人耳。”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行”高度，实现了智慧人生。

历史告诉我们，儒家不是一成不变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是儒家发展的要义！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不泥古、不歪曲、不抬高、不贬低，汲取儒家的精华才能开悟智慧，推动我们生活和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