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五册）纪事本末（634）】1963年，毛泽东70岁。
1963年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讲话提到：
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薪。
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
二三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你就得改。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
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11月29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结束后，同剧本作者、话剧团团长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12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文中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 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亲自抓曲艺工作。一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一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 影、诗和文学 等 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5月13日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对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
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很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说，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现在要分期分批地把他们赶下去。
5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 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陈 荒煤在座。毛泽东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
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6月27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
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全国文联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整风。这次整风认为，文艺界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有些刊物对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缺乏热情，登得很少，却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东西。
（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对好作品发现和肯定得不够，对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很少进行批评，甚至还宣扬了错误的理论。
（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
报告提出了改进的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批示后，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7月、8月，阅江青送阅的《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检查工作简报》，共五期。这5期简报是：1964年7月21日印发的第9号《关于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电影的情况和问题》；8月5日印发的第18号《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8月7日印发的第21号《文联一部分负责干部吹捧阳翰笙及相互吹捧的情况》；8月10日印发的第25号《音协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问题》和第26号《阳翰笙同志宣扬三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情况》。
7月7日，毛泽东为转发两篇文艺理论文章（一篇是姚文元1964年5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7月22日 《人民日报》转载；一篇是金为民和李云初同年7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8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写编者按。编者按说：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内部理论刊物《未定文稿》主编之一）驳周谷城（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他的文章题目是《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