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五册）纪事本末（632）】1963年，毛泽东70岁。
1963年10月31日晨，毛泽东阅周恩来通过电话传来的他准备在中法建交谈判中谈话要点的记录后，决定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于十一月一日到上海商谈中法建交问题。
11月1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同日，周恩来、陈毅陪同富尔到达上海。同日下午，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出席。周恩来汇报富尔关于中法建交提出的三种方案，以及在京常委对三种方案的意见，说：
法国的第一方案我们难以考虑；第二方案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法国有困难。如果别无选择，就考虑第三方案。会议认为现在双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可不提第三方案，而是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较适宜。
此前，富尔提出的三种方案是：
第一方案，不顾法国与蒋介石集团目前的关系，中法两国立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
第二方案，法国宣布同蒋介石集团完全断绝关系，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
第三方案，中法两国推迟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暂时互派常设的半官方贸易代表机构。
会议委托周恩来、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同富尔进一步磋商。
11月2日晨一时，毛泽东阅周恩来十一月一日二十四时关于当晚同富尔谈判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晚间我和陈毅会见了富尔，提出中法直接建交的口头方案，他表示同意。关于这一方案的书面稿子，我答应明天交他。现将书面方案送上，请主席核示。毛泽东批示：“很好，照此办理。”
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直接建交的书面方案是：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
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3点达成了默契：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这个书面方案的标题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1963年11月2日）。
11月2日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开会，继续商议中法建交等问题。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富尔和夫人，周恩来、陈毅等在座。
毛泽东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协议，还有人会反对，就是美国。
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
毛泽东说：
好。你们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英国。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同我谈过，他也很不赞成英国受美国的影响太大。现在美、英、苏三家直接打交道，特别是美、苏两家，把法、中等国态度置之不顾，但也不能把情况看得太死太僵。现在美国要给苏联很多东西很难。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
富尔说，这是个好意见。
毛泽东说：
美国人哪个地方都钻，谁不听话就整谁，敢跟他提意见的国家不多。但情况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
谈到杜勒斯时，毛泽东说：
此人较爽直，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两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坚决反对我们，但公开讲。
当富尔问中国的人民公社试验情况如何时，毛泽东说：
看来是成功的。什么叫公社？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把相互关系调整一下，很有用处，特别是对有灾地区，如河北有大水灾，湖南南部有大旱灾。对丰收地区也很起作用，如上海附近的江苏丰收了，浙江、湖北也丰收了，大多数地区都丰收。有人说公社垮台了，看来垮不了。
富尔问中苏分歧是由什么引起的？毛泽东说：
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是由于对死人的看法。死人都是欧洲人，马、恩、列、斯，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人身攻击，我们不同意。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的过程新中国诞生不久，从1950年1月到3月，西方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瑞士先后予以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抗法斗争如火如荼，因为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法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
1954年4月至7月，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越南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团出席。会议初期，法国本来可以直接同中国对话。但法国当时的总理拉尼埃是主战派，不谋求实现越南和平，因此在会议初期，中法双方没有进行接触。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接着，他以总理兼外长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同年6月19日，孟戴斯－弗朗斯总理曾到瑞士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会见周总理。这是中法两国总理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打开两国关系的起点。孟戴斯－弗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我有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惜我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
戴高乐将军是敢于对美国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也是敢于对美国说“不”的政治家，但他也是在再度执政五年多之后，才采取同中国建交的步骤。这与阿尔及利亚持续的抗法战争有关。
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同戴高乐关系一直密切，早在二战期间，他就出任过戴高乐流亡政府的副秘书长。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
富尔对中国友好，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下野的富尔及其夫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
在毛主席接见富尔时，毛主席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明了中法关系的利害。富尔回国后，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意思，希望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说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于20日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大使当即表示同意。8月20日上午，富尔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同李清泉大使见面。富尔坐定后，开门见山地道出他此次来访的目的是：要求再次访华，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
富尔接着说：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这是不正常的。他认为他与双方领导人都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富尔临走时，特地留下了他在瑞士休假的地址。富尔走后，李大使立即向国内报告了富尔访谈情况。不久，李大使接到了国内指示，请他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10月份访华。
同年8月31日，李大使到瑞土著名休假胜地达沃斯拜会富尔。李大使当面转达了张奚若会长的正式邀请。富尔对李大使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中午同李大使共进午餐。席间，富尔再次提出此次访华想同中国领导人谈政治问题。
收到我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富尔立即从达沃斯返回巴黎，去见戴高乐。戴高乐见到富尔后说：“两年前，我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持这种看法？”富尔回答说：“我想一切都变了。”他说：“我已从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收到访华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中旬。”戴高乐就说：“好吧，您到中国去。不过，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
两人还当场商定，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不引起美国的察觉，富尔在访华前，要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然后从香港去北京。回程时再访问缅甸，向戴高乐汇报访问结果。此次，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授权信交给富尔，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问题。
富尔于1963年10月22日抵达北京，次日周恩来总理便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又同陈毅副总理一起进行了多次认真、坦诚的会谈。富尔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北京、上海共进行了六次实质性的会谈，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