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四册）纪事本末（600）】1960年，毛泽东67岁。
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难1960年6月23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讨论苏共代表团于本日在布加勒斯特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苏共中央早在六月二十一日就以通知书的形式发给了其他兄弟党代表团一编者注）从本日起至二十七日，毛泽东等四人连续开会讨论苏共中央的信和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等。
此前，6月7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6月20日至25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一次会晤，就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以及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中共中央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派出以彭真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参加会议。但是，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 全面封锁。6月22日，在中共代表团的要求下，赫鲁晓夫与代表团会谈，他在谈话时对中共进行了猛烈指责。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 3篇文章的观点。同一天，苏共代表团又送来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公报》稿，说是准备24日开会讨论。
2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举行会议，即苏共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攻击，对中共进行激烈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
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批评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 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
为此彭真多次请示中央。邓小平在北京、毛泽东在上海连续召开会议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最后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同时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批评了赫鲁晓夫，同时表示了团结的愿望。
苏联突然召回专家1960年7月16日 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不等中国答复，于二十五日又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开始撤离，九月一日前全部撤完。
7月1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条。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7月20日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到同苏联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
现在是联苏、反帝。我们不和他分裂，分裂不利。人民公社杜勒斯骂，赫鲁晓夫也骂，我考虑过到底对不对。总路线我们不搞搞什么？大跃进换个说法就是高速度；两条腿走路，赫鲁晓夫说是两条腿站着；对于我党的建军方针，赫鲁晓夫反对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民兵制、将军当兵；他还反对干部参加劳动。这些我们当然不能改，他也不会改。他是他的社会主义，我们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7月30日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关于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出席会议的，除二十八日到会的外，还有贺龙、谭震林、陈伯达、康生、王稼祥、杨尚昆。三十一日，外交部将中国政府的复照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转苏联政府。复照说：
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中国政府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如果苏联政府的回答仍坚持将全部苏联专家召回，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
7月31日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周恩来报告苏联撤走专家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
周恩来说：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想拿这个来压我们，这怎么能压得成呢？
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周恩来说：
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产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多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
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毛泽东说：争取明年还清这个账。
周恩来说：总之一句话， 明年是不是能还光了，最好还光。
毛泽东最后说：
第一，对外贸易委托总理、富春、先念你们三人小组抓总，在这个下面，中央和地方都设对外贸易指挥办公室；第二，请会议的三个小组明天讨论一次，明年争取把二十三亿卢布还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如果能够挤得出这么一点物资，能够适合他们的需要，我看那就是很好的事，那我们这个党有希望，人民也有希望，国家也有希望。
胡志明准备做中间人传话8月10日 晨六时，在北戴河第五浴场会见胡志明及黄文欢、阮春水。上午八时，同胡志明一起下海游泳。九时，继续谈话，并共进早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参加。谈话中，毛泽东说：
经济建设上不能强使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但这次在罗马尼亚开会，苏联突然提出一个公报，一个字也不许改，强加于人，要人立刻签字。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
苏联的这种变化是在两年多以来发生的。在莫斯科会议时，苏联同志还不是完全不能商量的。这次你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已看了，看了两遍。基本是好的，你们心好，我不说完全好，只说基本好。你们想要加强团结，是好的。你劝和，是和平使者。
中苏不和是不堪设想的。我们惹祸，无非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反对，很危险。赫鲁晓夫四年多以前就不喜欢我们，我们没有跟着他转，骂斯大林，反而还挂斯大林像。据说，他们曾想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到中国。
现在欧洲各党的情况不妙，只热心搞议会。我们反对十七国党会议，这不犯众怒吗？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保卫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有时成为潮流，反对它的居于少数。列宁就教导过我们，要有勇气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列宁自己就这样做过。列宁有时也被孤立，居于少数，但他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屈服。
中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但他们是少数，在干部中和社会上不过占百分之十。他们的思想代表资产阶级。二十年、四十年后还会有修主义。我们不每年整风，将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如果以后中国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了潮流，希望你们整我们。
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兄弟党之间有权批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修正主义。你们要用这种办法来帮助中国人民克服可能抬头的修正主义。我恐怕将来中国党也有危险，请你们注意。现在我们的上层、中层干部还没有忘记艰苦的斗争，但现在二十岁的青年，革命胜利时只有十岁，不懂艰苦，要加以教育，使他们有革命干劲。不要当了科学家、干部就忘记艰苦，只搞个人主义。
胡志明说：这个意见很正确。
毛泽东说：各国都有这种危机。苏联革命胜利已四十年了，赫鲁晓夫反映了这批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
胡志明问：我到苏联后，赫鲁晓夫可能会问我，中国同志讲了些什么，我该怎样回答？是不是可以把你们的主要意见讲一讲？
毛泽东说：我们同他们都谈过，完全可以讲。
胡志明说：
我打算说中国同志在四个问题上，不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一、对我们的时代和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二、对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看法；三、对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看法；四、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我还打算说，中国同志主张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毛泽东说：赞成你的打算。这些他们是知道的，你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说说也好。
胡志明说：我可不可以说，中国同志赞成我们意见书中提出的建议，中国同志同意随便什么时候到任何一个地方会谈。
毛泽东说：可以。他们肯给时间充分商谈，就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他们不给时间，公报又是一个字不能改，这才麻烦。
胡志明说：我个人有这样的推测，十一月会议如果准备得不好，苏联和一部分党可能利用来通过什么东西责备中国。
毛泽东说：所以，赞同你们开三次会的想法，实行共产党的民主制，两国先会谈。
胡志明说：
我还有一个想法，在我们的意见书里没有写出来。第一步，两国党中央派代表会谈。第二步，做好准备，毛泽东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亲自见面谈谈。
毛泽东说：
我不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同志他们去。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已经不知说了多少话了。他说要扔掉我这只“破胶鞋”，扔不掉，扔掉了还有第二只、第三只。
胡志明说：
我同意中国同志对几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中国同志提出的批评原则，我完全赞成。但是，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是因为不太了解西方同志个人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毛泽东说：
说得对。我们也要注意批评的方式，要用科学的语言，如像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进行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志明说：加上同志性。
毛泽东表示要看对什么人，我们现在对赫鲁晓夫没有公开指名。
胡志明说：有些西方同志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有误解。他们认为“东风”指中国，“西风”指欧洲国家。
毛泽东说：
西方、西风指帝国主义；东方、东风指社会主义阵营，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西方记者和政客也自称西方国家、西方世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等等是东方国家、东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