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三册）纪事本末（575）】1958年，毛泽东65岁。
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阵阵浪潮，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日趋严重。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协作区主任、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毛泽东纠正已察觉到的“左”的错误的开端。
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
“要扩大商品生产”11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
对陈伯达在会上强调的一县一社优越性比较大，可以统一调配劳力、统一财政收支、统一产品分配、统一发工资等，毛泽东说：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论什么事都是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又要立条件论。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以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
“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11月4日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
吴芝圃汇报说上午议了文件的题目，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
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因素，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吴芝圃说：不过这个文件主要的目标是十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
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两个字，准备过渡，机动一点。
陶鲁笳说：现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过渡。毛泽东说：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件事。
“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谈到公社体制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我们现在看这本书，跟它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它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他这本书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部否定它。
11月5日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
会上，柯庆施比较详细地汇报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教授对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如怕占用他们的房屋、家具，怕取消货币而提取存款购物，怕取消定息，等等。周小舟、舒同也反映了湖南、山东两省出现的一些类似情况。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心大定，一种是人心大乱。你（指柯庆施——编者注）现在来搞一个小组，研究城市如何搞人民公社，现在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资产阶级和教授等的生活资料一概不动，待遇也不降低。参加公社的资本家叫候补社员不好，资本家叫社员，工人也叫社员。
当会上有人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说有些重点社已经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了时，毛泽东说：
这个全民所有制指什么范围说的？就县说可以，就省还难说，就全国更难说。修武县不是成立了一县一社的人民公社吗？就他那个县说，首先表现在劳动力能够自由调动，其次产品采用调拨的方法。但是，在你河南全省，修武县的人力、财力、产品你调不动，国家更调不动。鞍钢就不同了。所以，只能叫县所有制或者叫社民所有。
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同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又不是，那就不好了。
这是客观规律，是个客观的东西。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我现在想，北戴河那个决议要有点修改才行。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11月6日晚上、11月7日晚上，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毛泽东说：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社会主义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的与集体的，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认识模糊，如果谁说这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说是右倾。
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现要能调拨，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
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得好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发一点福利，帮助建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
“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11月9日上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谈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我看了一遍。把这个意思是不是可以写进去：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我们现在要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但是家庭里头总要有一个主，无非是能者或者长者。能者，不一定是长者，不一定是父母。
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
去年和今年，我们对这方面给了很大打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采取同群众商量的态度，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跟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有所不同，不能压服而是说服，这些东西一来，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个空气之改变，大跃进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剥夺农民”11月10日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
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
农民在中国是一个海，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
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他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他的产品也不会给你。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