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四册）纪事本末（607）】1960年，毛泽东67岁。
1960年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同谷羽谈参观代食品展览问题。
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同郭沫若、张劲夫、谷羽谈代食品问题。
12月12日，毛泽东阅李先念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信中说：
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十二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
毛泽东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同日，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十一月十三日整理的关于代食品会议情况的材料，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你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虽然已过去一个月了，但是仍然有用。”这份材料说：
各地代表一致认为谭震林的报告明确了推广代食品的方针、政策。有的说，过去对粮食、蔬菜只重视数量，没有强调质量，只考虑如何用代食品填饱肚子。今后要根据每种作物所含养分不同来安排生产，为此要求科研部门提供各种作物所含养分的资料。
十四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何谓“代食品”？1960年，不论灾区还是没有受灾的农村均发生了春荒，严重影响了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播种。同年棉花收购只有3 075万担，比原定计划收购量减少1 044万担。为此，不得不两次削减居民棉布定量。夏粮产量只有313亿公斤。1至7月，国家只征得粮食122亿公斤，比上年减少26%，5月底各粮食调出省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致使京、津、沪和辽宁省粮食告急，库存几乎已被挖空，到了随到随销的地步。
为克服粮食严重缺乏的困难，中共中央号召采取多种办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并于9月区别不同地区降低城乡居民口粮和食油的定量。在口粮和副食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以玉米和小麦根粉、玉米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等各种代食品补充口粮的不足，即实行所谓：“低标准”“瓜菜代”，克服困难，渡过灾荒。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曾采集、食用过代食品，如树皮、草籽等。然而当时的行动都是人们自发的、出于本能的生存欲望而采取的，大都限于较小的范围内。
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
从总体上看，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玉米包皮、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杆、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茎、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由于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广大农村主要以采集和制造农作物类代食品和野生类代食品为主，同时也非常重视小球藻的培育；城市则主要培育小球藻和制造精细代食品。
“整风整社”12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开会，听取各中央局汇报农村生活安排和整风整社情况，并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 毛泽东在插话中说：
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排队，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
干部排队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
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这也是反革命。
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这是子厚同志发明的。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他们是前两类的间接同盟军，不能说是我们的人，也是敌人。
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
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
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说：
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中间的、糊涂的。前三类占多少？在湖北是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在一个乡只不过搞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
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我们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说调动工作了，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
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关于干部中的后三类人，毛泽东说第五类、第六类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对第四类要教育，不能让他们担负领导责任。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他再次强调：
一定要坚决退赔。自留地可以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可以议一下。养猪问题，公私并举、鼓励私养，应改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会议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在中共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若干补充规定。《纪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整风整社，纠正“五风”。整风整社，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搞深搞透，反对走过场；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首先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我们同死官僚主义分子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必须严肃处理；县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也必须彻底整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在不少地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县级和县级以上的。
第二，退赔问题。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要强调退赔实物；国家准备补助二十五亿元，列入财政支出，基本按农村人口分给各省、市、自治区，用于退赔。
第三，关于粮食、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农村集市贸易等的一些规定。粮食价格应该提，只提统购价格，不提统销价格，一九六一年中央准备再拿出十亿元专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放到一九六二年再提；节约用粮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粮食没有基本过关以前，必须坚持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社员自留地包括食堂菜地在内，由占当地人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养猪是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有适当发展；对农村集市贸易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这个《纪要》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的1960年1960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了10多年历程，毛泽东于年初写一篇《十年总结》：
这一年最大的事件是，和苏联公开决裂，苏联撤走专家，中国经济遭到严重困难：
年初开始调整，但仍坚持跃进：
各地暴露出饥荒问题，年底紧急调整：
这一年，与21年前采访过他的斯诺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