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和秦孝公长谈了四次，劝说孝公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深得其赏识。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全权负责变法工作。

在新法的规定下，当时的秦国社会中，实际上就有两种人：士兵和农民。而且这两种人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也就是说：战时人们披上战甲英勇杀敌，闲时人们则专心务农。这可真是全民皆兵，而且新法还让他们相互监督，凡是包庇犯了法的人，要被判死刑，而第一个告发坏人和杀掉一个敌人的，将被给予相同的奖赏。 人们要严格按照身份的高低被安排住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杀敌有功的人按规定加官进爵；国君的亲族如果没有杀敌立功，则被废为平民。

在这样的法令支持下，秦国必定是“利益集团”，它们的人民也必定是“杀人机器”，是没有感情的，从白起和甘罗两人的事件就能看出秦国法律的严酷。

白起的结局我们现在已经知晓，他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斩杀赵军45万众，为秦国兼并天下的事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然而当白起病倒时，秦王和范雎又在想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白起接到秦王给其下的命令时，心中难免悲凉。

还有甘罗，他是秦相吕不韦手下的一个门客，时年才12岁，当时秦国已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打破了燕国与赵国的联盟。燕国为了保全自己，放弃与赵国的联盟，转而与秦国结盟，配合秦国攻打赵国。双方商定，燕国派太子丹去秦国做人质，秦国则派张唐去燕国做宰相，说法是帮助燕国攻打赵国（但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燕国首鼠两端，降而复叛）。

但是，张唐接到命令后，却迟迟不肯动身，认为此行不善，他曾做过秦国的大将，与赵国打了多年仗，赵王对他恨之入骨，而去燕国必经过赵国，他怕凶多吉少。张唐去找吕不韦，请求他派别人去。吕不韦正在难以决断之时，甘罗来了，对吕不韦说：“区区小事，何至于此。待我去劝说，管保那唐老头乖乖上路。”

甘罗来见张唐，对他说：“将军自认为您与武安君（李牧）和白起将军相比，谁的功劳大？”

张唐回答说：“我没有他们的功劳大。为什么要问这个？”

甘罗再问：“请您再回答我，范雎在治理秦国上，与吕相（吕不韦）相比谁执法严厉？”

张唐答：“吕相”

甘罗顿了一下，说：“想当初，范雎想攻打赵国，白起不肯从命，范雎用计逼令他自杀。现在吕相国让您去燕国，您却百般推托不肯前去，我看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张唐听完这话，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万分感激甘罗的提醒，并立刻收拾行李踏上了前往燕国的路。

从这两个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国“法律”的严酷，以至于一个12岁的小说客，在劝说张唐时，不假思索，直奔主题，陈述利害，甚至死亡威逼都用上了。

甘罗为什么能这样？

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央，执行的是“国法或命令”，因此他无所顾忌，他的行为已被吕不韦批准。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秦国，所有人均是“法令”下的工具，而制定该法令的人正是商鞅。

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人身自由”，一切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当然这些也需要到以后，才能体现的尤为明显，也只能是后话。

本章参考正史史部《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