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的提出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举措，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为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国际上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注意环保问题，具有开展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本文以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三菱日联银行、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为例，分析和总结国际大型银行开展绿色金融实践的经验，以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提供借鉴。
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背景及历史
西方国家从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工业革命，在实现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类经历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之后，西方开始反思传统经济模式的弊端，试图寻求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能保护资源、改善环境的发展模式和战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加速工业化、人口急速增长、广泛的营养不良、不能再生的资源消耗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五种基本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然过大，生态系统反馈循环已经滞后，其自我修复能力已受到严重破坏，若继续维持现有的资源消耗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人类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只需百年或更短时间就将达到极限。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代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个能持续人类进步的途径，我们寻求的不仅仅是几个地方、几年内的发展，而是在整个地球遥远将来的发展。”“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既保证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需要与发展。”
2002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等九家大型国际银行从缓解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出发，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会后由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和花旗银行采用世界银行的环境保护标准与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责任方针，共同起草了一套针对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被称为“赤道原则”。赤道原则是一套自愿性金融行业基准，适用于全球各行业总成本超过（含）1000万美元的新项目融资，以及可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旧项目扩容和更新现有设备有关的项目融资。2003年6月，包括4家发起银行在内的10家大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到2007年12月，这一数字增加到56家，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而到十年后的2017年底，全球宣布采纳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已有92家，来自37个国家，项目融资额约占全球融资总额的85%。
在亚洲，2003年10月，瑞穗实业银行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亚洲首家赤道银行。2004年10月，瑞穗实业银行在对包括内部38个行业的实施细则的操作手册及内部操作流程重新制定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瑞穗实业银行赤道原则实施手册》，并将其应用于全球的项目融资和财务顾问活动，使其声誉和经营绩效得到显著提升，在国际项目融资中的排名由2003年的第18位上升至2006年第3位。
在赤道原则的运用过程中，赤道银行实际上成了环境和社会保护的民间代理人，赤道原则也逐步发展成为行业惯例，非政府组织成了监督赤道原则实施的主要力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赤道银行的中心工作是进行审慎性审核调查：一要审查是否是项目融资，赤道原则只适用于项目融资，而不适用于公司融资；二要审查分类是否准确；三要对“环境评估报告”“环境管理方案”和贷款协议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目前，赤道原则金融机构督导委员会有来自全球的72个金融机构的代表组成。2010年3月26日，作为赤道原则4家发起银行之一的花旗银行，由于其对赤道原则发展做出的长期贡献，获选担任新一届赤道原则金融机构督导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角色。
国际大型商业银行
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制度规定和战略规划
随着赤道原则的落实和绿色金融业务的逐步拓展，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开始注意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治理体系之中，形成了与绿色金融业务相关的制度规定和战略规划。
加强“绿色”治理，完善组织架构
国际大型银行为有序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通过在董事会、管理层融入绿色金融机制，设立由银行高管和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层面的诸如环境和气候委员会等机构，构建科学的治理体系和组织架构，在体制和机制上将绿色金融纳入长远考虑，并审慎评估、控制环境和气候风险。
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董事会下设诸如环境和气候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在做出集团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时首先听取由高级管理层提交的战略规划，并定期审查管理层绿色金融工作进展情况，对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工作进行最终的监督。如花旗银行既要由董事会下设的提名、治理和公共事务委员会来负责直接监督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相关工作及绩效，并对ESG相关问题提供建议，还要由风险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企业的气候风险管理相关工作及审核相关风险管理政策框架。汇丰银行则由董事会下设的集团风险委员会负责监督集团的气候风险和机遇。此外，大多数银行将ESG绩效加入了高管的薪资绩效考核指标内，以促进绿色金融业务效果的提升。
国际大型银行的高级管理层一般都要下设负责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机构，专业推进绿色金融管理与战略执行。如花旗银行近两年改革了可持续发展和ESG团队，由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领导，负责与合作伙伴共同制定花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关键举措，并协调和监督其实施；增设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ESRM）团队和气候风险团队，负责整个集团的独立风险管理。摩根大通则组建了高管层负责的环境和气候及相关风险的管理团队，其中，全球危机管理团队负责提供7×24小时全天候的对环境和气候潜在风险的监控，全球房地产团队则管理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筑物和数据中心，以确保其在自身运营中实现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三菱日联在高管团队中增设专门负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职位，负责制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相关工作，统一协调整个企业的环境和社会活动等工作。
另外，为了研究绿色金融政策及气候相关问题的全球趋势，一些银行设立了由高管和专家组成的跨部门、跨职能的委员会，为绿色金融治理提供支持。例如，汇丰集团为应对气候问题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一方面，设立了气候商业委员会来制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气候目标，并向管理层提供建议；另一方面，设立了气候风险监督论坛，负责制定和监督银行应对气候风险的方法。再如，花旗设立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银行、公共事务、ESRM、运营等不同部门的高管，为可持续发展政策和举措提供意见和指导；还设立了气候风险咨询委员会和全球性的气候风险工作组，为气候风险的管理和整合以及气候战略的制定等工作提供指导、反馈和支持。
制定绿色金融政策，规范操作流程
多数国际大型商业银行都积极参与探索相关的国际准则及行业标准，在推动行业标准如赤道原则（Eps）、绿色债券原则、波塞冬原则等的确立和国际化的同时，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制定自身的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政策与业务操作规程，在强化环境和气候风险管理工作的同时，也规范了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花旗银行根据其参与制定的赤道原则（EPs），在2003年就制定了企业自身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ESRM）标准，扩大了EPs中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适用范围，作为识别、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及客户活动的潜在环境和气候风险的框架。摩根大通在2005年基于赤道原则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准则，发布了首个综合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治理政策（E&S风险政策）以及环境和社会政策框架（E&S框架），用以在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时指导企业自身决策，帮助客户进行融资、信息披露与可持续转型等相关工作。巴克莱银行也在2017年与独立研究公司sustainalytics合作制定了自身的可持续金融框架，作为其进行可持续融资服务以及相关信息披露等工作的指引，框架中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绿色活动和禁止项目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界定，并规定了巴克莱银行对绿色和社会融资的识别流程。三菱日联集团制定了“MUFG环境政策”作为指导自身处理与环境相关问题的整体行动指南，同时在金融板块设立了“MUFG环境和社会政策框架”，规定了“禁止融资业务”与“限制融资业务”的范围，并引入尽职调查流程，以识别和评估融资业务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或影响。
制定绿色金融战略规划
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气候形势，大型国际银行基本上都将绿色金融发展提升至企业战略层面，制定具体的绿色金融战略，并在实践过程中进行持续迭代和优化。
近年来，各大国际银行相继采纳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建议，加大了对气候风险的重视，开始将气候风险的识别、评估与控制加入绿色金融战略规划中。如花旗银行设定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将气候风险管理新增入战略目标范围，明确将低碳转型融资、气候风险评估和自身运营的碳中和三个重点领域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活动支柱（见表1）。此外，还扩大了低碳转型融资的范围，在上一战略周期设立的融资标准上增加了可持续农业和土地使用、循环经济两个新的标准。
表1 花旗银行202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根据花旗银行2020年ESG报告整理。
为保障环境战略的执行、推动绿色经济转型以及承担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多数国际大型银行还制定了自身的绿色金融战略融资目标（见表2），并在定期发布的环境和社会相关报告中披露融资目标的工作进展，以便相互监督和督促自身开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业务，确保自身及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划稳步推进。
表2 五大银行最新周期的环境战略融资目标
资料来源：根据各银行官网资料整理。
此外，国际大型银行开始在自身及其融资和投资组合中设立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帮助社会向净零经济转型。2021年4月21日，由43家创始银行参与成立了银行业净零碳排放联盟（NZBA），致力于通过协调成员机构的资金促进全球净零碳排放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巴黎协定》中的全球温控目标。根据NZBA规定，成员银行需要设立2030年和2050年的环保目标以及中间目标，加速促进自身运营和投资组合中的净零碳排放转型，并承诺促进客户脱碳转型，每年要进行碳排放过渡进展的信息披露等。截至2021年11月，NZBA已吸引了来自39个国家的95家银行参与，总资产达到了66万亿美元，占全球银行资产的43%。NZBA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大型银行做出碳中和转型的承诺，目前花旗、摩根大通、三菱日联、巴克莱、汇丰五家银行已全部加入NZBA，并相继定下了2030年之前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2050年之前实现银行所有贷款和投资组合的净零碳排放目标。有的银行如摩根大通在2020年就开始实现自身运营中的碳中和。
国际大型商业银行
开展绿色金融的业务创新与风险管理
探索绿色创新，拓宽服务种类
绿色金融是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国际大型银行充分认识到绿色金融带来的巨大机遇，在遵循国内或国际相关标准的同时，通过多样化的融资与服务模式，开辟了金融创新的新领域。他们提供的绿色金融产品构成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普通银行能涉及到的所有领域，不仅有向大、中、小企业客户提供的项目融资等服务，也有向个人及家庭提供的零售类服务，其实施主体包括零售银行、企业和投资银行、资产与财富管理、保险等，涵盖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绿色建筑、绿色交通、清洁技术、可持续食品、农业和林业、循环经济、污水处理等，甚至还为新能源汽车及节能型住房提供优惠贷款。如摩根大通在遵循赤道原则、绿色债券原则、联合国负责人投资原则等一系列国际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提供绿色领域的项目融资交易、双边贷款、股票、债券、私募基金及咨询等服务，还于2018年推出摩根大通ESG（JESG）固定收益指数和数据套件，在其中嵌入了本公司的环境和社会投资战略，提供了首个将ESG指数纳入综合基准的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将动力煤开采和发电公司排除在指数之外，赋予绿色债券更大的权重等，以鼓励对环境和社会领域的投资。又如，巴克莱银行对客户提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存款、绿色贸易存款、绿色债券、绿色选择性应收账款融资和绿色票据贴现在内的多样化绿色金融服务，涉及范围包括债务和股权资本市场、企业贷款和消费贷款。
在实现绿色创新过程中，国际大型银行善于结合数字化技术，提升服务质效。他们将绿色金融业务与新兴的数字化技术结合起来，通过创新工作流程，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如在绿色债券的发行过程中，需要将绿色资产等新项目更新入公司资产负债表汇总，以便为债券融资，但传统的人工操作工作量巨大且进度缓慢。针对这一问题，花旗银行于2019年与微软合作开发了新的平台，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快速扫描资产负债表数据并自动识别潜在绿色资产，生成融资或再融资结构建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更多客户提供绿色债券服务。
注意对气候及相关风险的识别及信息披露
气候风险包括两类：一类是物理风险，由飓风和洪水等天气时间的频率和严重性增加或天气模式的长期变化而引起；另一类是转型风险，在向低碳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包括政策、技术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气候风险带来的转型和物理风险会让银行的投资组合以及自身资产都面临遭受损失的可能。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于2015年设立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倡加大气候风险相关风险与机遇的识别与披露力度，以方便企业的投资者、贷款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相关风险，并提出气候风险和机遇的定义、风险分析方法、信息披露框架及工作开展建议。TCFD的建议受到了世界各地企业和组织的广泛支持，各大组织机构开始重视气候风险的治理，并积极进行气候风险相关信息的披露。多数国际大型银行已发布了本公司的TCFD报告，并积极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加大对气候风险的管理。除了对气候相关风险信息披露的TCFD报告外，国际大型银行还会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相关报告，如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积极披露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进展。
要进行气候风险管理，首先应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与识别。国际大型银行普遍将气候风险嵌入集团的重大风险清单或风险管理框架之中，并从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等主要风险类别相结合的角度全面考虑气候风险中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以及对每一项风险进行短期、中期、长期的区分，确保能更全面、准确地识别环境和气候风险。
管理环境风险，进行投融资限制
为加强对环境风险的管理，国际大型银行针对高碳排放行业进行投资融资限制，并逐步关闭信用敞口，以及注重供应链管理，尽可能降低高碳行业及上下游运营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例如，花旗银行依据其ESRM政策，提出将逐步取消对收入的25%以上来自动力煤开采企业的融资，并且不再为动力煤开采、燃煤发电、北极天然气开采等碳排放领域的新增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且规定2025年底将碳排放企业信用敞口降为2020年的50%，到2030年关闭信用敞口。
进行试点工作，量化评估气候风险
为了更科学地预测和管理气候风险，各大银行积极采用量化的监测风险工具，开展相关试点工作。一方面，开展环境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试点工作，及时识别并量化气候风险所带来的信用风险水平，预计其可能造成的财务损失，供银行内部制定出支持绿色融资和抑制污染型投资的转型定价机制。如汇丰银行开启了内部气候情景分析试点，通过预测汽车、建筑施工、金属和采矿等高转型风险行业及其子行业的投资组合所面临的风险水平，估测各部门的违约风险以及环境风险所造成的财务影响。三菱日联通过对截至2050年的过渡风险和物理风险进行情景分析，测算出自2021年3月下旬至2050年以能源、公用事业和汽车行业为代表的过渡风险总额为230亿日元，以洪水灾害为代表的物理风险总额约为380亿日元。另一方面，使用量化工具分析客户的投资组合与银行自身碳排放目标的一致性。虽然这类分析工具和方法仍在不断探索与改进中，但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开展对目前流行的巴黎协定资本转型评估工具PACTA的试点工作，用于确定某些碳密集型行业的投资组合与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之间的差距，以便于银行管理气候风险及影响、评估及改进客户投资组合的气候风险、改进气候目标以及指导其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建议和融资解决方案，确保能够帮助客户实现脱碳转型。
国际大型银行绿色金融实践对国内银行业的启示
中国的金融部门也在较早时候开展了绿色金融业务和实践，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沿着“自上而下”顶层推动和“自下而上”基层探索的路径，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8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为8.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全年新增1.13万亿元，占同期企业和其他单位贷款增量的14.2%。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PPP、绿色租赁等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层出不穷，拓宽了绿色项目融资渠道；同时，绿色金融标准、统计制度、信息披露、评估认证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逐步完善，也初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
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实现“双碳”目标将带来全局性变革，在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将给商业银行从体制机制改革到业务拓展、产品开发带来机遇和挑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在借鉴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加强环境相关制度与政策建设，完善绿色金融治理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应在自身治理框架中更多地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科学高效的组织架构，明确责任划分，全面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绿色金融风险与挑战。首先，强化董事会对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视，加强对绿色金融工作的监督，统筹战略层面的绿色金融风险和机遇的监督管理，将绿色金融与银行的长远发展共同考虑。其次，在管理层增设由高层管理者带领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和团队，也可考虑增设专职负责可持续发展及环境风险洞察与管理的岗位，如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职位，负责加强银行对未来风险机遇的把控，协调内部各部门与团队合作，帮助制定绿色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对相关人员进行环境问题的培训等工作。此外，应建立由银行高管、内外部专家等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为绿色金融战略目标规划、政策框架和风险管理方法的制定与修改等提供建议和指导，支持银行的绿色金融治理工作。最后，制定应对环境问题的总体行动指南与风险管理政策，积极采纳国际及行业准则，融合自身实践，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环境政策框架，明确绿色金融的融资评估流程、风险识别、管理与持续监测，以及环境相关信息的披露等工作。
强化战略指引，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以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慢，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过程中制定目标清晰且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有利于明晰阶段性目标和行动路径，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首先，应制定具体的战略规划，确定支柱性战略领域，加大对气候风险的识别与管理，加强为客户提供绿色转型融资解决方案，并注重在自身的运营中实现碳中和。其次，制定向特定环保领域的绿色金融融资目标，并定期披露实施进展。另外，制定自身的碳中和目标与投资组合中的净零碳排放目标以及中间目标，定期审查目标完成进度，并提高对融资客户的环境相关要求，推进整个社会的低碳转型。
开拓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产品以绿色信贷为主，辅之以绿色债券、碳金融、绿色基金等业务，但在产品种类的覆盖范围上还不够全面。未来可进一步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既要扩宽绿色金融产品覆盖范围，积极开展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零售类绿色金融业务，并加大金融创新，积极研发绿色金融创新工具，丰富绿色金融的融资与服务模式；又要积极应用新型的数字化技术，将绿色金融与金融科技相结合，开发高效的绿色金融技术与服务平台，提升业务质效。
提高绿色金融风险管理能力。首先，要加强气候风险的识别与管理，从多维度全面识别气候风险中的转型和物理风险；同时，加强环境相关的信息披露，采纳TCFD建议，积极披露TCFD报告或绿色金融专项报告。其次，根据绿色金融战略或国家的碳中和政策，不断提高对高污染、高碳排放行业的融资限制，并逐步取消对这些行业的融资，确保我国双碳目标的顺利完成。最后，要积极开展环境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试点工作，量化和监测环境风险带来的潜在损失；使用量化评估工具测量投资组合的配置与碳中和目标是否相一致，积极与国际接轨，科学管理气候风险。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