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就是“文革”期间，几乎每一个记事的人都能背诵的毛泽东强调的““三要三不要””。

关于这个最高指示提出的内情，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知道。

而且，当毛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之后，邓小平同志的补充发言同样很是关键……

不知从何时开始，网络上流传这么一种说法：毛主席其实从心底并不排斥“四人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起，甚至他老人家还是这一系列变故的幕后推手。

依据党史文献以及诸多当事者的回忆，这则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荒唐谣言。

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毛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根本不希望在党内搞什么分裂主义，且多次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帮”主要头目。

他还与周恩来总理力所能及地保护了许多党内老干部、老同志。

这场政治风波蔓延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其实完全出乎毛主席的意料。

时间到了1974年，已经年过八旬的毛主席迫切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结束这种乱局，于是他便提出了最高指示，即本文开头所简单介绍的“三要三不要”。

其实，“三要三不要”很好体现了毛主席对当时全国革命形势以及党内出现问题的清晰认识和解决办法。

1974年12月26日，这是毛主席81岁生日。这一天，当他听完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详细提及关于无产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他认为：列宁当初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要不然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毛主席提出的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对一般人而言可能有些难以理解，甚至平常人也很难把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对于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来说就不同了，他们对毛主席讲话的理解是非常深刻。

1975年1月底，张春桥、姚文元把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报告》交给毛主席。1975年3月至4月，张春桥、姚文元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论》《林彪集团社会基础》的文章。

在文章中，张春桥、姚文元对毛主席的指示进行阐述的同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打倒对他们篡党夺权形成阻碍的老干部和老同志。

此外，“四人帮”一伙还利用这个理论问题对周恩来组织起新的进攻，他们想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于是到处宣传：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

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1975年4月，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这篇报告称：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决心弄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

毛主席阅读了这份请求报告后，写下一则批语：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不要只提一点。当然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不论任何人都应该接受教育。

我党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的其实不太懂，动不动就教训人，这其实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从这个批语中不难发现，晚年的毛主席已经把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囊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范围内。

他老人家的这则批语语气是相当严厉，给“四人帮”一伙严厉的教训。

或许上述这些话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而言感到不甚理解。其实大家只要这么想，1974年至1975年，“文革”已经进入尾声阶段，“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蹿下跳，企图用毛主席原先说过的话，打倒诸如周恩来的一批党内老干部和老同志。

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让不同阶层的领导干部都要弄懂马列主义”，没有把理论问题真正提高到上纲上线的地步，这给日后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留有非常缓和的余地。

或许有人会说了：既然毛主席已经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感到不满，他老人家为何不大手一挥，直接结束这场荒唐的政治风波？

毛主席虽然是伟大的领袖、世界伟人，但他老人家也是一个普通人，会有七情六欲。在当时的环境下，毛主席所作出的一切决策包括说的每一句话，很多时候都是受到环境影响。

况且，想要在短时间内结束这么一场严重的闹剧，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

这种关系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事需要从长计议。正如老话说得那样：小不忍则乱大谋。

毛主席不会如此冲动。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在此之前，他老人家已经前往外地休养十个多月，刚回到北京。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四人帮”：只反对经验主义，不反对教条主义。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

接着他又大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及了我党在不同时间段所遇上的危险，尤其是党内曾经弥漫着一股错误的“左”倾思潮。

在会议最后，毛主席又说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人帮”一伙接受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至于他们有没有往心里去，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毛主席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四人帮”，算是遏制了这群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会议的结尾，毛主席甚至还这么说过：我看现在问题不太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些问题一定要说明白。今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再解决，明年解决不了，那就后年解决。

由此不难发现，毛主席之所以会在那个敏感关口提出“三要三不要”，就是希望能在规定时间内结束由反革命集团一手制造的“文革”。

不久后，周恩来总理给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这封信的内容很明显，他要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指示精神，尤其是反经验主义的批评传达下去。

可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不会让周总理的这封信真正传到各个方面。最后，这封信几经辗转，又回到周恩来那里。

对于是否将这封信报送给毛主席，张春桥虽然表示不反对，姚文元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江青却罕见表态同意。

但她对周总理说了这么一句话：许多情况其实你并不了解。

1975年5月27日，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周恩来还提到：当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建议要印刷两本书，都在半年内读完，这两本书便是防止党内继续出现修正主义。

总之，周总理明确希望张春桥一定要把毛主席在这段时间内所传达的一些指示，尤其是“三要三不要”和反对经验主义的一些具体指示精神传达到各个部门。

张春桥同样非常害怕，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他担心万一周总理单独和毛主席联系，这件小事可能就会变成大事。

尽管毛主席此前在会议上已经公开点名批评“四人帮”，但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觉得事情都有缓和商量的余地，所以也就没将“三要三不要”的指示精神放在心里。

结果，“四人帮”没想到“三要三不要”传达到社会层面上后，居然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党内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受他们控制，“四人帮”一伙只好加速篡党夺权的步伐，甚至再次将邓小平同志打倒。

直至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这个反革命集团，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表。

1975年5月27日，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此前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参会的政治委员各就各位后，邓小平的心情其实非常复杂。因为毛主席让他主持会议批评江青，话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江青心里很明白，如果自己和邓小平单独较量，她可以胡搅蛮缠、大吵大闹。但这次是毛主席的授意，自己绝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胡干蛮干，要讲究点策略，这段时间党内政治形势愈加令他们忧心忡忡，前途莫测。

中共十大之后，毛主席对“四人帮”批评多于表扬，把他们这四个人压得有些抬不起头。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第一个发言。他清了清嗓子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的同志安定团结，毛主席告诫帮助我们联系实际。

讲“四人帮”的问题时，邓小平是这么说的：有的同志说这次会议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还说是搞突然袭击。其实这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无非是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

邓小平还针对“四人帮”强调：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

随后，叶剑英、李先念也在发言中向江青等人提出质问与批评。

1975年6月3日，政治局再一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原本侃侃而谈的张春桥更是一言不发，在记录本上胡乱写着什么；王洪文倒是作了自我批评。

提到江青与邓小平的争论时，王洪文却说自己只听一面之词，没听小平同志的意见，早知道应该就和毛主席报告。

轮到江青发言时，这个女人把姿态放得有些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连续几场会议后，邓小平根据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精神，狠狠地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

由此可见，小平同志坚决与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并且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作为自己锋利的武器，让“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些顾忌。

总之，1974年底，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之后，政治方向已经快要转变，“四人帮”一伙先后作出书面检查。

1975年后，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同志于1975年7月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关于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背后内情，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值得与大家分享，因为篇幅所限，本文只摘取其中重要节点。

总而言之，毛主席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江青、王洪文一伙人所犯下的恶劣罪行，尤其是“文革”对于全国人民的影响。

他老人家其实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四人帮”，同时表达了想要结束这种乱象的想法。

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三要三不要”最高指示应运而生，把“四人帮”给批评得晕头转向。

邓小平同志进行合理补充，让“四人帮”一伙进行书面检查，把这群反革命集团此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式确定到人民的对立面上，这也为日后华国锋、叶剑英联手粉碎“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基础。

倘若没有毛主席先提出“三要三不要”的最高指示，以及邓小平的补充说明，或许“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还会再闹腾一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