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距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仅过去一个月，入侵中国华北地区的日军便以较小的代价占据平津大部分地区。

然后准备进攻南口，沿着平绥线向山西、绥远地区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驻扎于上海的日军与华北方面军相互呼应，多次挑衅。

1937年8月13日，一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炮击闸北区中国军队。

至此，十四年抗战中牺牲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

时任第十五集团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参谋长郭汝槐，为了表达自己以死抗击敌寇的决心，遂留下了一封遗书。

这封遗书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仍然令后人难以忘怀，并以此永远缅怀在战争年代为国捐躯的烈士。

然而郭汝槐还有另一层身份，便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位高级特工。

在解放战争末期，郭汝槐曾经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计划。若蒋介石采纳了郭汝槐的计划，说不定解放战争不会那么顺利地结束。

那关于郭汝槐的一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吗？

郭汝槐，1907年9月生于重庆市铜梁区。1926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周遭老师、同学的影响下，郭汝槐积极参加革命。

平日里他最仰慕周恩来、恽代英、吴玉章等共产党的教官。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吴玉章派郭汝槐返回四川，在其堂兄，时任川鄂边防军副司令郭汝栋的部队工作，任务是阻止杨森出川，帮助蒋介石攻打武汉。

不久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郭汝槐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三年后的1929年，郭汝槐终于与党组织再次取得联系。在白色恐怖日益盛行的大背景下，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表示想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愿意继续留在国民党。

党组织认为郭汝槐已经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倒不如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收集重要情报，将来终有一日，他肯定会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贡献。

因此，郭汝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了国民党。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义愤填膺的郭汝槐立即退学参加抗战，他先后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

尤其是在淞沪战场上的一次经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那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强攻上海，这一天正好是郭汝槐30岁的生日。当时他担任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参谋长，率领部队正在闸北地区拼死抵抗日军。

战斗过程中，四十二旅旅长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吓得六神无主、浑身颤抖，甚至连抬枪的勇气都没有了，根本无法指挥作战。

师长让副师长上前线，顶替这位斗志涣散的旅长。副师长不愿意，郭汝槐便主动请缨，上前线接替这位旅长指挥。

他率领全旅官兵在前线坚守七天七夜，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这支8000多人的部队才回到后方休整，一清点，只剩下2000多人，伤亡比例达到3/4！

那封感人至深的遗书正是郭汝槐投入前线指挥作战时所留下的。

由于战功显赫，郭汝槐深受国民党陈诚、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官的赏识，于1943年调入国防研究院、中央训练团。

1944年赴英国任驻英使馆武官；1945年进入国民党国防部，先后担任副署长、厅长，军衔晋升为中将。

彼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1945年8月，蒋介石假意邀请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主席为争取和平，明知是鸿门宴也偏向虎山行。

郭汝槐作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的副手，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会谈期间，郭汝槐与美国大使马歇尔、张治中将军、周恩来总理带领的军事小组，出访过北平、济南、徐州、太原、延安。

他还与解放区根据地的聂荣臻、贺龙、陈毅、刘伯承有过实际接触。

看到解放区的欣欣向荣，郭汝槐更加厌恶国统区的腐败，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归党的怀抱。

于是，郭汝槐不顾危险，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他两次与董必武秘密长谈，表达了自己想归队到延安的希望。

党组织还是以大局考虑，希望郭汝槐能服从安排，留在国民党内为党提供重要情报。

现在不少年轻人总是把战争年代的红色特工，比喻成香港电影里的卧底警察。

不管警察抑或者是我党领导的特工，其本质都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这两种职业的工作性质以及危险程度，还有被抓之后所产生的后果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身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重要成员，郭汝槐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已经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就能评述清楚。

完全可以这么说：若没有郭汝槐，解放战争还将推迟几年才能结束，这并非危言耸听。

1948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尾声阶段，国民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连连惨败。

1948年底，蒋介石召开数次国防部会议，会议内容就是讨论：为何原本握有主动权的国民党，为何一直被共产党打得节节败退？

黄埔嫡系杜聿明怀疑过是郭汝怀有问题。

理由居然是：只要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官员，不论职位高低，个个贪污。有一次杜聿明去郭汝瑰的家里做客，发现后者家中陈设非常简单，最值钱的一件家具莫过于破了洞的皮沙发。

除此之外，简直家徒四壁，使得杜聿明一直怀疑郭汝槐的真实身份。

这时，郭汝槐主动向蒋介石引咎辞职，于1949年2月到四川任二十二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

1949年12月10日，郭汝槐在宜宾通电起义，西南数十万国民党军猝不及防。

这次起义为解放大西南作出巨大贡献。

如今网络上还有传言：蒋介石若听从郭汝槐的建议，派四路大军进攻苏北鲁南，说不定解放战争还要推迟几年才能结束。

其实，这些传言有部分符合真实历史，还有一部分是人为杜撰。

早在1947年莱芜战役国民党军惨败时，从山东逃回国民党的军官就曾向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透露：郭汝槐是共产党间谍，至少也有通共行为。

邓文仪这才立即报告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杜聿明又告诉顾祝同“郭汝槐是共产党间谍”。

顾祝同不信。从此，杜聿明处处留意郭汝槐的行踪。

一次在会议上，杜聿明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郭汝瑰清廉得不像话，他不好女色，也不贪财，连家里的沙发都破洞，行为举止很像共产党。

蒋介石立即呵斥杜聿明：“难道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贪污捞钱，才不是共产党吗？”

包括网络上流传非常广的：蒋介石听从郭汝槐的建议，便可迟滞解放军的进攻。

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全对。按照蒋介石当时的性格，在军事上他已经不相信任何人。

正是因为蒋介石如此独断专行，外行指挥内行，也是国民党军最后兵败如山倒的一大关键因素。

淮海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蒋介石集团一方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方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

郭汝槐身为这些作战方案的制定与策划者，他立即将相关情报交给了与自己单方联系的联络员任廉儒。

三大战役后，郭汝槐决定主动辞职。经过顾祝同的保举，蒋介石任命郭汝槐为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并打散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郭汝槐通电全军宣告起义的事情。

起义通电一公布，已经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气得差点晕了过去。

据知情人回忆，他当时顿足捶胸，连续骂了好几个“娘西批”，用十分严厉与后悔的口吻说道：“真想不到，郭汝槐竟是我身边最大的一个共产党间谍。”

美国一家报纸也曾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个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就讲：“郭汝槐以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民党政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真是一大讽刺。”

新中国成立初，郭汝槐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

1950年，郭汝槐前往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汝槐回到重庆定居。他曾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1980年4月，73岁的郭汝槐，经中组部批准重新加入党组织。

晚年的郭汝槐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600余万字的《中国军事史》和两大本《中国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相关空白。

1983年5月，郭汝槐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畅谈往事。

坊间传言，20世纪80年代初，临终之际的杜聿明曾单独邀请郭汝槐，询问后者是不是共谍？

至于郭汝槐有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切便不得而知。

1997年10月，90岁的郭汝瑰与世长辞，关于他的种种评述与丰富深刻的人生，还将留待后人评述。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郭汝瑰在淞沪会战时写的“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