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要走了？”

干妈张婶站在村口，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里，闷得慌。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手里攥着行李袋的带子，指甲都快掐进掌心了。四周围着的乡亲们谁也没说话，只是一个个叹着气，北风刮得土路上的枯草哗哗响。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堵住了一样，半天只憋出一句：“干妈，我……我会回来看您的。”

这话一出口，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1970年初春，我第一次来到河北南柳村的时候，哪想到自己会和这个地方、和张婶结下这样深的情分。那时候的我，才十八岁，刚初中毕业，跟着一群天津知青被安置到村里的知青点，住的是两间土坯房，屋顶的茅草漏风，炕上铺的麦秸又硬又扎人。

那天到村子的时候，天冷得人抬手都发抖。村头的井台上挂着一桶半满的水，水面冻得结了冰，旁边还有个瘸腿的老黄狗，懒洋洋地趴着，看我们像看稀奇物件。

队长老刘头领着我们进了村，没说几句，就招呼张婶过来：“这是咱二队的张嫂子，以后做饭的事儿就麻烦她了。”

张婶四十来岁，瘦得像根竹竿，脸黑黑的，头上围着一条褪了色的旧蓝布巾。她笑着往前走了两步，声音不大却很热乎：“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看着都俊，别嫌咱南柳村穷啊，能给你们的，就这些了。”

我没说话，心里却一阵发酸。

张婶的饭做得不能算好吃，头一顿是玉米糊糊，咸得我直咂嘴。可那会儿肚子饿得狠，硬是吃了两碗，还被张婶逗了一句：“小姑娘，胃口不小啊。”

她这一句“小姑娘”，让我心里莫名地一暖。从小，我妈就爱忙活，家里仨孩子，她顾不过来，我这个老大就像没人管的野草，随风长着。可这一刻，我觉得有人疼爱我了。

慢慢地，我和张婶熟了。她是个苦命人，男人老张是村里有名的木匠，可家里穷，两个孩子没养活，剩下唯一的儿子三娃，是张婶的心尖尖。可三娃二十岁了，啥活都不会干，村里人背地里说他是“绣花枕头”，张婶听了总爱抹眼泪。

张婶对我特别好。那年腊月，我跟她学烧火拉风箱，学蒸窝头摊煎饼。她一边教我，一边笑着说：“你这闺女，手脚麻利，将来肯定是个好媳妇。”我红着脸不说话，心里却甜滋滋的。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年冬天的一件事。

1972年冬天，天冷得比往年早，村里地里的活儿都停了，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那天，我跟队里的人去镇上交公粮，回来的路上把棉袄落在了粮站。等我发现时，天都黑了，张婶急得团团转，拉着三娃就赶紧带我回镇上找。可粮站的人说啥都没见过，我的棉袄就这么丢了。

我冻得直哆嗦，心里急得想哭，可张婶啥都没说，回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第二天一早，她拿着一件旧棉袄过来，塞进我手里：“闺女，昨晚我把我的夹袄拆了，给你做了件棉袄，凑合着穿吧。”

我接过来，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哽咽着喊了一声：“干妈。”

张婶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花：“哎，这声干妈，我听着，值！”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她的干闺女。她对我更好了，家里有啥好吃的，总是给我留一份。她还偷偷给我做了一双布鞋，说：“闺女，地里活多，你这鞋都磨烂了，穿着这个，轻软。”

我心里明白，张婶是真把我当成了自家人。

可好日子总是过得快。1973年春天，县里招工，队里本来推荐的是我。可那天晚上，刘香梅找到我，哭着说：“秀兰，你有干妈疼着，就让我去吧，我家里困难，爹娘全指望我了。”

我一晚上没睡，第二天告诉队里把名额让给了她。张婶知道后，眼圈红了好几天，直说我傻：“闺女，你这是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啊！”

可我不后悔。

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我是为了讨好张婶，也有人说我是心疼刘香梅。可不管别人咋说，我心里清楚，我是为了不让干妈为难。

谁知道，就在这一年，我接到了回城的通知。

消息传开，张婶啥都没说，只是沉着脸进屋，把门关得紧紧的。那段时间，我心里也不好受，想着离开后，干妈该怎么过，三娃的婚事怎么解决。

可天意弄人，总是有意外。

临走前几天，三娃突然跑到知青点，神神秘秘地说：“秀兰，我有事跟你说。”

我一愣，跟着他去了村头的老槐树下。他低着头，半天才憋出一句：“刘香梅……她好像中意我。”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你还等啥，赶紧去提亲啊！”

三娃脸一红，挠着头说：“可人家爹娘嫌咱家穷。”

我心里一动，这事儿得干妈出面。果然，张婶亲自去了一趟刘香梅家，硬是把这桩亲事给定了下来。

订婚那天，张婶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闺女，你真是帮了娘一个大忙啊。”

我笑着说：“干妈，只要您高兴，我就高兴。”

可高兴归高兴，离别还是来了。

1973年秋天，临走那天早上，乡亲们都来送我，干妈却没出现。我扔下行李，跑到她家里，一进门，就听见她在厨屋里呜呜地哭。

“干妈……”我一喊，她转过身来，一把把我搂住：“闺女，娘舍不得你走，你走了，娘想你了咋办啊？”

我也哭了，哽咽着说：“干妈，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接您。”

带着干妈煮的鸡蛋，带着乡亲们的祝福，我坐上了回天津的火车。车窗外，南柳村渐渐远了，我的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

回城后，我忙着工作，每年春节都抽空回村看看干妈。后来，三娃和刘香梅有了孩子，干妈的日子也过得好了些。可天不遂人愿，1980年，干妈得了重病，我赶回去时，她已经走了。

站在她的坟前，我泪流满面，像回到了1973年的那个秋天。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干妈，梦见她站在村口，笑着喊我：“闺女，回来了？”

梦醒了，我的眼睛，总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