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石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学记》）。昨日，与武术俱乐部众学子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祭拜先烈，并游学南越王博物院，在解读烈士陵园石刻“義幟（义帜）”二字时提到“戈”部及“夫文，止戈为武”。恰巧又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到矛、戈、戟的形制变化，进而联系武、戈、戟、義、幟、國、伐等，故作此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意对一个国家来说，祭祀和战事是最大的两件事（当然，经济建设也不可偏废）。在清明时节，祭拜先祖先烈，慎终追远，同时反思历史战争，凝聚民族精神，意义非同一般。

广州起义是为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屠戮而发起的正义之战，举起义旗以推翻反动统治，如今在烈士陵园放置“义帜”石刻也是点睛之笔。发动战事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止戈”，实现和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正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言：“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义”与“帜”二字都有“戈”部，查《说文解字》可知，“義”乃“已之威仪也，从我羊”，“幟”乃“旌旗之属”。“義”，“上羊下我”，甲骨文中，“羊”通“祥”，是吉祥之兆，“我”形似许多利齿的武器，是“戍”的变体，表“护卫”之意。义者宜也，既有“吉祥”之兆，又有“武器”护卫，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回归到“戈”部，许多字都带有其形属，如武、戈、戟、義、幟、國、伐​等，可见战事对文字和文明起源的影响。《史记.五帝本记第一》有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是轩辕氏，“轩辕”是大车之意，说明其部落善于造车，既方便游牧民族物资运输，也利于战事，再加上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调。后世多尊称黄帝为人文之祖，在河南新郑每年三月三有祭轩辕的礼俗，除了回溯其“土德之瑞”，也要看到武事在中华民族成型中的作用，毕竟“國”中有“戈”。

​ 矛、戈、戟是古代重要的兵器，其中“戈”就是戈的象形。矛可谓最早的兵器，或石制，或木制，或铜制，其主要作用为刺。

戈是镰刀的变体，主要用途是勾或啄，常与干（盾牌）配合使用，长戈与长盾是兵团作战的主要工具，以长戈下击或后勾头部（金文“伐”即用戈勾人头之象），用长盾防御，一攻一防，简单高效。在夏代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青铜戈、玉戈，戈甚至成了那个时代王权的象征。今年二月参观二里头博物馆，见证文明初创期的辉煌。

戟约等于矛和戈的组合体，形制更加复杂，也比较沉重，可以刺，可以勾，也可以击。最典型的就是吕布所用方天画戟，适合近距离的马战。《说文解字》言：“戈，平头戟也，从弋，一横之，象形，凡戈之属皆从戈……戟，有枝兵也，从戈倝……”由此可见，戈与戟的演化关系。

​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然而，行万里路后，再回来读万卷书，并配合融会贯通，所行之路已不止万里之景象。透过“戈”字及兵器的演化，走进历史并结合现实的国际局势，启发我们思考和平的真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诚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