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作为一名女性登基称帝，完成了堪称伟大奇迹的成功逆袭，是改变万千女性命运的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但武则天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她仅仅是给自己和极少数贵族女性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广大女性命运的改变。
不仅是在武则天主政的时代，而且终整个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格局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向来是唐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
众所周知，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自从进入父系社会以来中华大地上就逐步确立了男尊女卑格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才真正翻身实现了同男性在法律上的平等。
有鉴于此，以女性主义的角度观之，武则天称帝是堪称伟大奇迹的逆袭，是改变万千女性命运的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但武则天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她仅仅是给自己和极少数贵族女性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广大女性命运的改变。
武则天坚持“女主内、男主外”武则天时代的女性命运不因武则天当皇帝而改变。
第一个表现是，武则天主政期间虽然通过采取主持先蚕礼、参加泰山封禅、延长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等措施提升女性社会地位。
但这些措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突破“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体系，广大女性仍被束缚在家庭中，不能解放出来投身社会工作。
先蚕礼是中国古代由皇后主持的最高国家祀典，行于每年季春三月。
与皇帝主持的籍田礼相对应，皇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典礼中祭祀先蚕，也象征性地采桑、喂蚕，主要是鼓励天下妇女养蚕织布。
武则天在二十八年的皇后生涯中，先后四次亲自主持先蚕礼，自然有利于体现女性养蚕织布的重要意义，肯定女性的重要经济贡献，从而推动社会上对女性劳动的认同。
但也应当看到，先蚕礼在提升女性地位方面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女性养蚕织布是男耕女织生活模式的重要内容。
而男耕女织正是标准的“女主内、男主外”，所以这项典礼实际上是在赞扬女性的家内劳动，高度肯定女性传统上的“内人”的角色定位。
武则天的先蚕礼的亮点在亲自主持上，因为这项国家典礼名义上由皇后主持，但实际上许多时候是由有司代行，皇后较少亲祭。
而高宗显庆元年三月，武则天当上皇后仅五个月就亲祭先蚕，闪亮登场主持国家典礼，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昭告天下臣民，她是一名显赫的女性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管理后宫的普通皇后。
后来的几次先蚕礼也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宣示自己在政治上的强大存在，才是她打破以前皇后的惯例多次亲祭先蚕的主要动机，而这个典礼本身的含义则不是她要过多考虑的。
在唐以前和唐初，母死父在时，儿子与未嫁女的丧期是一年；母死父已逝时为母服，父死母在为父服，丧期则都是三年。
674年，武则天提出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由齐衰一年改为齐衰三年，得到高宗采纳。
685年，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主政时，将这项规定列入《垂拱格》，成为大唐律法。
到了732年也就是玄宗开元二十年，《大唐开元礼》规定母死父在的丧期也是三年。
去世后在礼制方面的平等，虽然不能代表母亲取得了同父亲一样的地位，却也表明了母亲应当受到子女与对父亲同等的孝敬，这对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且从武则天本人的角度来说，由于弘扬孝道的做法很符合儒家士大夫的口味，不失为一种收买人心、提高人气的高明手段，这恐怕才是武则天这样做的主要目的。
另外，特别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即便从家庭生活方面来讲，武则天改善女性地位的力度也是有限的，比如她拿一夫多妻制毫无办法，只能以多纳男宠的方式来表明她可以和男人一样拥有多个伴侣。
综合起来看，武则天推行提高女性地位的措施，主要着眼点不是改善当时女性的地位和生活，而是为了提高她自己的政治声望和争取更高的政治权力。
最能体现武则天提高女性地位的功利性的是，这些措施都是她担任皇后或者皇太后时推行的，她称帝后就没有再出台明显尊崇女性的政策。
而且在她的人生谢幕时，“遗制衬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她本人也回到皇后这一“女主内、男主外”分工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内人”角色。
这充分说明了武则天只是因为自己身为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条件下，为掌握权力而不得不自发地做一些有利于女性掌权的事情。
而没有改变同时代女性命运的自觉性，不想全面挑战“女主内、男主外”推动女性走出家庭与男性争锋。
武则天继续禁止女性普遍参政女性命运没有因武则天而改变，还表现在广大女性依然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权利。
而武则天时代虽然有个别女性当了皇帝的高级侍从官，一批皇室女性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但男性仍然保持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广大女性仍不能普遍参与国家治理。
唐朝继承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将其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
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统治期间录取的进士数量大大超过了太宗时期。
690年武则天在洛城殿对贡士亲发策问，是“殿试”之始。
除了科举取士之外，武则天还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开创了试官制度，遣“存抚使”十人巡抚诸道推举人才，一年后共举荐一百余人。
她不问出身全部接见，量才任用，或为试凤阁(中书省)舍人、给事中，或为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时人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之语。
然而，武则天虽然发展了科举制度，却没有开放广大女性参加科举的权利；虽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却没有选拔女性进入官僚队伍。
由于男人们仍然垄断科举权利，广大女性只能继续把自己的科举梦想寄托在男人身上，
在继承制方面，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即使在今天，儿子也在继承家族各项遗产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传女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位更是传男不传女。武则天称帝后，出现了史上册立皇太女的最佳时机。
一是皇帝是女性，而且真正掌握最高权力；二是太平公主已经成年，身体健康，因而格外受宠，能经常参预谋划国家要事。
三是还活着的两个嫡亲皇子能力表现平平；四是社会风气相对包容开放，人们已经接受了一个女皇。
但即便如此，武则天在选择接班人上仍然延续了前代的做法。
即坚持从男性后代中挑选，甚至都动过从侄子里面选接班人的念头，也不考虑让太平公主继承皇位，可见她骨子里还是认同传男不传女的传统。
这更加坚固了封建社会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性皇帝尚不能传位给女儿，男性皇帝又岂能传位给女?
太平公主尚不能当皇太女，其他公主又岂能当皇太女?
比如后来的安乐公主，她野心勃勃，曾试图利用父亲中宗李显的昏庸和对自己的宠幸而谋取皇太女之位，但李显再昏庸再宠爱女儿也没有打破传统，拒绝了女儿的要求。
至于其他拥有世袭头衔的家庭，就更不会选择女儿作继承人了。
武则天成为千古绝唱接下来的第三个表现是，不仅大唐，而且后来的每一个皇朝都没有再次出现女皇，武则天书写的是不可复制的千古传奇，树立的是后世女性不能企及的万仞高峰。
在中国封建皇朝，当皇帝一般说来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征战当开国皇帝，二是凭借血统继承皇位，三是以武力为后盾当篡夺之君。
显而易见，这三种方式都不是为女性准备的。
但武则天另辟蹊径，建立了一种女性独有的称帝模式，即先嫁人皇室，以皇后、皇太后的身份实际掌握最高统治权，然后选择适当时机从儿子手中夺取皇位。
当然，这很像第三种模式的女性版本。这个模式有学习的价值吗?答案是否定的。
封建皇朝的官员都是儒家思想训练出来的，向来以忠君为政治准则，强烈反对皇族之外的人染指皇位。
同时，儒家思想是具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的，反对女人执政，将执政的女人视作干涉者。
因此，女人篡夺皇位，在官僚集团看来，一是政治上不正确，二是违背社会传统，是很难以接受的。
唐朝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之所以容忍武则天称帝，很大程度上因为武则天是李唐皇室的儿媳，其本身也是皇室的重要成员，特别是她称帝时还以原来的皇帝李旦为皇嗣，留下了李唐复辟的希望。
官僚集团是皇权统治的主要支柱，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某个甚至一批大臣的生死，但不可与整个官僚集团作对。
后来皇朝的官僚集团也是儒家思想训练出来的，他们在根本政治理念上与唐朝的官僚集团是相通的，甚至走得更远，不仅不接受一般身份的女人当皇帝，而且也不接受皇太后摇身一变当女皇。
因此，武则天称帝模式几乎没有学习价值，于是后世掌握实权的皇太后们放弃了称帝的想法。
对她们来说，与其冒险去争夺那一时的皇帝名号，还不如相对安稳地在幕后掌握实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