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毛主席竟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还向柯庆施打听过“姚文元是谁”。
柯庆施也不知道这个受到毛主席注意的文人是谁，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却十分熟悉，因为姚文元正好是他“培养”提拔的文学青年。
张春桥对柯庆施说道：“他是姚蓬子的儿子。”
“原来是他的儿子啊。”
收到信息的柯庆施随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到“姚蓬子”的名字后，并没有在意。反而说道：
“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
很快，“姚文元是不错的”这句话便传到了上海，有了毛主席的肯定，姚文元立即成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香饽饽”。
在这一年的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原本上海的代表名单并没有姚文元的名字，但就在上海代表团前往北京当天，人们却惊讶地发现了他的身影。
毛主席在接见上海代表团时，再次提到了姚文元，并指出“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毛主席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吝啬地夸奖，让姚文元受宠若惊，这也预示着他将在此后平步青云。事实也的确如此，姚文元很快便成为了上海市委的重要领导人，并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4年后，他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这一时期，深受毛主席信任和重用的姚文元却彻底倒向了江青，成为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积极参与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并率领写作班子写下了多篇污蔑领导干部的文章，甚至还将矛头对准了周总理。
在这一过程中，姚文元犯下了许多罪恶。1976年10月6日晚，姚文元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隔离审查。1977年7月，姚文元被开除党籍，撤消了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80年，彭真奉命接手“两岸”审判工作。一开始，他便定下了“只审罪行，不审错误”的原则，明确表示要将他们的罪行跟党的路线错误分开：
“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
同年11月，姚文元的律师来到狱中向他了解情况，第一次见面时，姚文元有些拘谨，还站起来脱帽、鞠躬，看起来有些紧张。
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其中一位律师向他问道：
“你派记者到天安门调查情况，情况是不是由你汇报、反映的？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栽赃诬陷‘邓小平就是总后台’？”这个问题刺激到了姚文元，他满头大汗，支支吾吾，想了半天一直答不出来，最后只说了六个字“对不起邓小平。”
然而，在12月8日第一审判庭审问姚文元，再次提到“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时，姚文元虽然承认了错误，并表态“将这件事栽在邓小平头上，是错了。”但同时他又说道：
“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去做了，也没有办法。”很显然，姚文元又将这件事的责任栽到了毛主席的头上。但在事实面前，他的任何狡辩注定是要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