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风暴中，周总理苦撑危局，更是发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感慨。

周总理自己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能选择的余地相当有限。他不能明确反对，因为如果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该怎么办？尽可能挽回损失的事情，又交给谁来做呢。于是，他选择了在两难的环境中苦苦挣扎。

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每次斗争漩涡的中心都有周总理的身影，他曾历经无数风雨坎坷，但这一时期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其中的艰难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到。

1966年，看着当前的经济形势，周总理总算能够稍稍松口气了，开始酝酿制定已经推迟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了。

然而，令他措手不及的是，由于毛主席对阶级斗争状况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已经决定要作出行动来阻止和消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等问题了。

很快，全国各地的学生成为了这次行动的主力军，他们离开校园，或北上、或南下，全国各地的铁路运行一时间陷入了混乱之中，这极大破坏了国内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工矿企业、农村也开始沦陷，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的生产岗位，各级生产业务领导机构也陷入了瘫痪、半瘫痪的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周总理竭尽所能试图将这一影响隔绝在生产领域之外，但情况并没有好转。而他也被江青、林彪一伙人污蔑为“救火队长”，对此，周总理鞠躬尽瘁，通过各种形式展开顽强斗争。

这一时期的周总理有多累呢？就连中共九大安排主席台座位时，他都耗尽了心力。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时任九大秘书长的周总理就主席台上的座位安排反复思考。

主席台第一排坐着的是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的成员，这是会前早已定下的，原本不需要周总理太费心。然而，因为江青的座位安排，成为了令周总理相当头疼的安排。

不管是按照在党内的资历还是地位，江青都应该坐在边上，但如果真的这样安排，到时候她一定会闹。

于是，周总理思来想去，决定将碰头会的成员们安排在毛主席左边，而党内的元老则在毛主席右边。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江青的位置安排在政治局常委康生一边，靠近中间的位置。

第二天在报道九大会议的新闻照片上，人们能够看到主席台正中央是毛主席，江青在毛主席左边第四个位置上坐着。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麦克风大多被放在了毛主席左侧的一排位置上，右侧则不见有麦克风。众位党内元老对此并无不满，大家则心照不宣地当起了参会者，如果叫来开会就来，不叫的话就不来，从来不多事。

尽管周总理已经想办法把江青安排在靠近中间的位置了，但她还是不满意。在九大闭幕式上退场时，江青特意来到毛主席旁边，让早已安排好的摄影师拍下自己和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的合影。

照片拍好后，她便要求将此当作第二天新闻报道的照片刊登发表，周总理不好跟她正面起冲突，便将清样送到了毛主席处审批。结果，毛主席在照片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又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

就这样，江青想要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没有达成。为此，她还跟姚文元抱怨道：“小题大做，发表一张照片都要审批。”

不料，许世友听见江青的抱怨后，毫不客气地说道：“发表政治照片，当然应该审批了。”

江青一听，怒火中烧，不满地骂了一句后离开了。周总理则劝道：“不必要的话最好就不要说了。”周总理原本想要以这种方式保护许世友等老同志们。

结果，一旁的姚文元一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模样，接着周总理的话说道：

暴脾气的许世友正打算怼回去时，被人拉住劝道：“别给总理找麻烦了。”

许世友想到周总理的不易，这才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