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向中央反映了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并指出她是参加秋收起义唯一健在的女同志，长期受到迫害，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不久后，贺子珍便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消息令病榻上的贺子珍深受鼓舞。

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全国政协委员会在审查她的档案资料时，却发现竟然找不到有关她的任何资料。这位红军战士，在党内竟然没有关于她的只言片语。这是她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有力证明，但历史终将证明，任何想要把于人民有功的英雄从历史和现实上抹掉的阴谋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年年秋天，贺子珍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踏上了祖国的心脏。她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红军，一家人先后参加革命，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9年，毛主席当时动过接贺子珍来北京的念头，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就这样，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贺子珍才实现了来北京的愿望。遗憾的是，毛主席已经去世两年了。

贺子珍此行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陪着她，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花圈敬献在毛主席坐像前，上面写着：

贺子珍以战友的名义敬献花圈，但在她心中，毛主席不仅是她在革命最艰苦的十年间，相守十年、同生共死的战友，更是她爱了一生的亲密爱人，是她的精神支柱。

就在贺子珍满怀希望准备开展工作时，她却再一次被病魔击倒了。一天，贺子珍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左手和左胳膊都不听使唤了，被送往医院后，医生经过诊断，判断为中风。此后，她只能靠着轮椅出行了。

1979年之后，贺子珍一家的处境变得轻松了许多，可以北京、上海来回跑了。她还在北京301陆军总医院住了一年，期间，胡耀邦等中央领导还曾送来慰问和花篮，许多老战友也曾登门看望。尽管身体状况没能从根本上好转，但这一时期，她的情绪相对比较稳定。

后来，贺子珍因不习惯在北京的生活，选择回到了上海。

1984年4月15日，中央办公厅给李敏夫妇打去了电话，通知他们说：“去上海的机票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立即去上海。”

李敏当即意识到是母亲病情出现新情况了，尽管她此时也因生病卧床休息，但还是在丈夫的陪伴下一起赶往上海。

当他们一家人来到医院后，便一直看护着贺子珍，时时刻刻守护在她身边。过了一会儿，贺子珍病情好转，人也清醒了过来，当她睁开眼看到身边的亲人围在自己病床前时，微笑着，发出了虚弱的声音：“怎么都来了，怕我不行了？”

大家看她还能开玩笑，以为她病情已经好转。然而，4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医生立即进行抢救，李敏夫妇俩一晚上守候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4月19日17时17分，经抢救无效，贺子珍在上海病逝。贺子珍去世后，遗物只有两个皮箱，而这两个皮箱还是她当年从苏联回国时带的，这么多年，她竟然没有再多为自己添置些什么，可谓两袖清风。

贺子珍逝世后，上海市委组织部派了两个人来到李敏、贺敏学一家所住的东湖招待所，他们反复强调说：“中央决定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贺敏学的女儿贺小平想到姑姑一生所受的不公和委屈，脱口而出道：“丧事从简我们拥护，但姑姑的情况不一样。几十年来，她隐姓埋名，为人低调。这是最后一次了，要给她恢复名誉。”

市委的人没有说话，他们又问李敏说：“贺子珍同志的悼词，交给你们家属写吗？”

不等李敏说话，贺小平就表示：“当然应该组织来写，家属过目才对。”

这时，他们却表示：“组织部没有贺子珍同志的档案，所以写不出悼词来。”

紧接着，市委又和他们商量，“将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里。”

这次，不仅贺小平不同意，李敏、贺敏学等人听后都表示反对，他们指出：“贺子珍同志其实是中央管的干部，上海只是代管。而且，她唯一的女儿在北京。”

这时，市委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一定要放在八宝山，那也是最后一厅。”

话音刚落，贺敏学便生气地说道：“第几厅无所谓。”

因为市委和贺家人在关于贺子珍同志的丧事规格上迟迟达不成一致，上海便向中央作了汇报。最后，邓小平亲自下达了指示：“贺子珍同志的骨灰放在八宝山第一厅，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干部全部送花圈。”

贺子珍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她的前半生是意气风发的巾帼英雄，后半生更多的却是凄苦、孤寂的基调为多。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贺子珍的名字终将被人民铭记，因为她不仅是毛主席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