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20日，中央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主席要当面宣布对调命令，并委托一旁的王洪文点名。

王洪文不知深浅，拿起名册，就大喇喇地点起名来：“许世友！”

结果会场内静悄悄的，根本无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内看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睛就盯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

王洪文见状，不禁有些发怵，因为他早在上海时，最怕的就是这个南京军区司令。

无奈最后，是周恩来出来救场，这个点名环节才总算完成。

所以，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许世友和王洪文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970年，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王洪文曾作为许世友将军的“助手”参与解决浙江问题

当时毛主席的意思是，“让王洪文去锻炼锻炼，跟着老将军学习一些如何解决棘手的问题”。

而这个“老将军”说的就是许世友，彼时，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浙江就在南京军区的管辖范围之内。

当时，许世友带着王洪文去到浙江以后，下榻华北饭店，华北饭店是省军区招待所，位于小山坡上。

许世友觉得，这里尽管条件差了一点，但是胜在安全，伙食也不错。

而王洪文对此却很是嫌弃，他嫌这里没有空调，天气很热，他想去住更高级的杭州饭店。

结果许世友可不惯着王洪文，因为当时杭州造反派头头陈励耘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地方去住，安全没有保障，考虑到这点，许世友更是坚持不换地方，王洪文拗不过许世友，才勉强住下。

这时，许世友就已经看不上王洪文的娇贵劲了，不过再怎么说，这还只是小别扭，后来随着工作的展开，本质性矛盾就出现了。

在许世友看来，革命立场问题是严肃的，他的目的是在让一些干部们主动站出来，同造反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立场上来，而王洪文则秉承江青一伙的旨意，给造反派头头壮胆打气，企图阻挠揭批，拉拢一些人并将其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进一步控制浙江地区。

也正因此，王洪文时常同许世友唱反调，他曾背着人找造反派头头密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就是刮个十二级台风嘛，要经得起这考验……江青、张春桥同志要我到浙江见到你向你问好，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及时向我反映。”

再后来，王洪文还试图放宽对造反派的处理，而这些都遭到了许世友的坚决拒绝。

也就是这次经历，让王洪文见识到了许世友的处事风格。

1973年5月，中央召开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这次会上，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毛主席没有到会，而王洪文则被任命为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

周恩来当天宣布完毛主席这个有关王洪文任命的决定后，就从主持人席位上谦恭地退了下去，接下来交给王洪文主持会议。

在场的100多位与会人员当即就明白了主席的意思，是要培养王洪文。

紧接着，在“十大”召开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又委托周恩来传达了要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的提议。

当时，李先念等政治委员们都没有表态，张春桥和姚文元见大家不吭声，也不便说什么，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而许世友，脾气火爆，性格耿直在全党全军都是出了名的，更直接撂下一句话：“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

此话刚一出，大家就已心知肚明，许世友是不赞成王洪文当副主席，副主席有周恩来一人就够了。

8月23日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

会上，周恩来再次传达和解释了有关毛主席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想要说服大家“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而许世友还是不服气，期间没忍住，多次插话，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

张春桥当时就给许世友扣帽子，说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许世友闻言，嗓门一下就提上来了，厉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张春桥被许世友当面这样一顶，瞬间哑口无言。

而王洪文本人则是明显感觉到老干部们对他的不满和抵制。

会上，周恩来讲完话后，与会的老干部们总是回以热烈的掌声，而轮到王洪文讲话，则无人鼓掌，讲话结束后也是一片沉默，王洪文对此十分介怀。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王洪文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的右侧，而毛主席的左侧就是周恩来总理。

“十大”后，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一跃成为仅仅排名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后的人物。

与此同时，同样是在“十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复出后的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不过还没有扮演领导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

而这时的王洪文，相较之前更加神气了，不过老干部们对他的态度还是大差不差。

1973年12月，毛主席终于下定决心，着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在当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政治局和军委诸多高层的面，毛主席首先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情况。

会场内的氛围愈发紧张，毛主席干脆换了一个话题，自然而然地提出：“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见大家不说话，毛主席对大家作出解释：“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油了。”

在此之前，对于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问题，毛主席其实已经考虑了数年，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十几二十年，时间一长，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后来在提议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上，毛主席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只见他指着在“十大”刚重新当选中央委员的邓小平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就是此君……也是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

当时在座的各军区司令员们见邓小平，都情不自禁的拍手称快。

彼时，周恩来总理病重，毛主席已经在有意识地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尤其是在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事情上，俩人“英雄所见略同”，毛主席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12月20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正式召开。

几十名穿着绿色军装的军委委员齐聚一堂，肃然端坐，听候对调命令下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巍巍然坐在其中。

军人身上自带的杀伐威严之气遍布房间内，这个场景实属难得一见。

此时，具体的对调部署已经定下，马上将由毛主席当面宣布这项对调命令。

当时我国一共有11个大军区，而此次要同时对调的大军区就有8个，这在我军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足见毛主席当时的决心以及对调事宜的重大。

出于对王洪文的培养和锻炼，毛主席想给王洪文一个机会，让他在这难能可贵的场面下，在将帅们面前树立点威风，于是委托他点名。

结果可想而知，王洪文根本镇不住这个场面。

他不知高低，拿起名册，就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许世友！”

无人回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只见许世友黑着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完全不屑于将眼光看向点名声音的来处，只当没听见，不理睬王洪文。

王洪文一瞬间就联想到当年在上海、在浙江工作时，许世友的处事风格，他最怕的就是这个了，见许世友不应，他顿觉手足无措，下意识地向周恩来投向求助的目光。

周恩来见状，不得不救场，从王洪文手里接过名册，不过看也没看到，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

这些刚刚还很啸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

不一会儿，名就点完，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

对调命令正式下达后，邓小平和叶剑英负责部署具体工作，得到了老将们的一致支持。

许世友离开呆了近二十年的南京，奔赴广州，其他司令员亦是如此。

最终在不到10天内，这项对调工作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此得到了有力保障。

这时期，邓小平等老同志们愈加受到毛主席肯定和倚重，而王洪文则逐渐令毛主席感到失望。

1974年6月，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毛主席准备开始南巡，于是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四届人大酝酿名单的关键阶段，王洪文在江青的影响和要求下，一次又一次地向毛主席进言。

1974年10月，毛主席南巡在长沙驻留，王洪文遵从江青的意思，从北京飞赴长沙去见毛主席，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主席当时闻言，对政治欲望愈加强烈又到处树敌的江青愈加不满，同时也对身为副主席，却没有点自己的主见，跟在江青后面亦步亦趋的王洪文感到失望。

毛主席多次对王洪文说：“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不要搞‘四人帮’，要团结……”

但是王洪文却没有放在心上，又或者说，他的个人意志不够强大，在上海工作时就被认为“耳朵软”，到了中央工作，更根本没有能力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影响和控制，而只能是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转。

12月23日，周恩来拖着病体飞赴长沙，去面见毛主席，商定四届人大名单，王洪文又跟着去了。

这一次，毛主席一见王洪文，就批评道：“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我劝了你几次了，你就是听不进去。”

王洪文当场就面红耳赤，羞愧回答，“不搞了，以后不搞了”，并为此写了份检讨。

后来，毛主席干脆支开王洪文，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没有人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夜具体谈了什么。

不过可以明确是，“四人帮”斗争失败，没能改变四届全国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主席后来亲口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

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到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开始，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而王洪文从那之后再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情绪十分低落。

直到1976年初，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过这一次，他并没能高兴太久。

毛主席慧眼识人，重新挑选了接班人——华国锋，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当机立断，在中南海展开了一次秘密的抓捕行动。

王洪文第一个被抓捕，他意识到情况不对，还曾拿出当年在上海武斗的架势，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不过根本不顶事，他很快就被警卫人员制服了。

紧接着，王洪文接受了审查，他人一下就蔫了，最终接受了事实，开始主动坦白，以求减轻罪责。

随着王洪文等的政治生涯结束，一段持续了十年的风雨岁月结束，新时期也终于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