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新华社刊登了一条连标点符号算在内，字数只有百字，且时效性已过的消息。

“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消息很短，还有一句简单介绍：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姚文元

可能是因为距离那个特殊年代已经过去了30年，姚的过世似乎并没有引发太大的关注。

而对于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来说，一些影响和情绪其实都还在。

当年为姚文元辩护，最终为姚文元争取免于死刑，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张中律师回忆，最初出任姚文元的辩护律师，实际是顾虑重重的。

1980年10月5日，张中踏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同样来自上海的大律师韩学章。

两人此行在当时是绝密的，他们只知道这次是个重大任务，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任务。

张中

对此，张中回忆说，当时的自己很是迷惘，原本他刚刚从北京开办的第一期律师班学成回沪，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速到北京报到。

当航班在北京机场降落，张中和韩学章二人被安排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谜底才终于揭开，原来是要为“四人帮”辩护。

彼时，公安预审、检察院等总共数百人封闭式集中，其中被召集的律师有20名，这些律师全部都是被指定的，大家和张中等一样，都是接到当地法院的通知，去到北京司法部报到。

而当大家得知是要为“四人帮”辩护时，深感为难。

有两名律师因为实在接受不了，最终没有去报到，而有的家属听说自己的亲人接下了辩护任务，甚至以离婚相逼。

再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抛去直接没去报到的两人，18名律师中最后只有10人站在了法庭上。

而张中和韩学章被指定为姚文元辩护。

相比于其他人，狱中的姚文元似乎显得十分冷静，看起来气色平和，与入狱前无异，以至于张中律师初见他时，只觉得出乎意料，因为他看起来红光满面，外形上不见一丝狼狈样。

张中回忆说，接手姚文元的案子后，他与韩学章律师曾先后两次会见姚文元，核对和了解一些事实。

秦城监狱

由于姚文元等人所在的秦城监狱在北京西北郊70公里左右的地方，从招待所去到那里，来回路程比较长，他们早上六点就起床，大概上午9点的时候赶到监狱，中午留在那里吃个饭，这样一下，一天上午能和姚文元谈两个小时，下午也能谈两个小时。

而姚文元在一开始见律师的时候，直接脱了帽子，鞠了个躬，看着很是拘谨，而第二次会见的时候，姚文元的态度就很是随意放松了，回答任何问题都是心平气和，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仿佛是在讲述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

张元律师从姚文元的回答中逐渐意识到，面前这个人看似有问必答，很是配合，但实则很会玩文字游戏，他的回答有个“底线”，那就是只认错不认罪。

忆及此，张中律师深吸一口气，直言当年这个案子是全世界瞩目的，同时也是我国一件大事，作为律师，他深知，做好辩护工作，不仅关系到国家法制建设，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声誉，所以，“不管他（姚文元）怎样隐瞒或者遮盖自己的责任，我们还是要依法办事，让事实来说话”。

姚文元

会见结束后，张中和韩学章又反复研读了姚文元的材料。

在此之前，尽管他们只负责为姚文元辩护，但他们要看的材料，不只有姚文元的，而是所有相关材料都要看，见姚文元之前，他们光看材料就看了一个多月。

而见完姚文元后，一些问题明朗清晰起来，他们开始起草辩护词，并为辩护词定下了一个原则：既要原则性，又要法律性，更要实事求是，是姚文元的罪行就是姚文元的罪行，不是姚文元的罪行也不能强加在他头上。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特别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姚文元等第一次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公开审判。

1980年12月8日，第一审判庭审问姚文元，当时，第一审判庭设在北京正义路1号公安部大礼堂，大礼堂一共有大概1000个座位。

几次庭审调查，姚文元将同律师见面会谈时的“底线”，又或者说是防线严守到底，坚持只认错不认罪。

当被问及一篇经他手的文章时，姚文元就说：“我审阅过（这篇文章），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些话。”

面对姚文元的狡辩，法庭又宣读和投影了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上海人称“徐老三”，1976年10月被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93年保外就医）针对该文章的一份批语，批语赫然写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意见，将涉及中央会议的提法进行删去……

徐景贤（左边话筒前）

针对此，审判员提问姚文元：“那篇文章里边，其中涉及中央会议的一些内容，你建议删去，这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里错误的内容那么多，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

审判员这么一问，一下子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他那光光的头连晃了几下，微微张口却没发出声来，他的脑海里一下子没了辩护的词语。

在事实面前，姚文元只得承认了事实，但是他坚持不认罪，半晌只缓缓说道：“那时我犯了错误嘛，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

在预审和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姚文元同样表现出一副憨厚的模样，他时而同手摸一摸光秃秃的头顶，时而又用手抹一把脸上浸出来的汗水，然后瞪着一双金鱼眼滴溜溜地看着法官。

和留给自己的辩护律师的第一印象类似，法庭上的姚文元看着也很“老实”。

在回答法官的问话时，他有些结巴，口吃而不能畅言，但实际上，他的每一句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吐字很慢，但都很清楚。

有一件事情，同样也是张中律师为姚文元辩护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当张春桥意识到自己的阴谋即将败露时，曾电话通知徐景贤，准备在上海发动，而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有意为之，张春桥没有来得及通知一声与他沆瀣一气的姚文元，所以姚文元不但没有参与，而且不知晓内情。

基于庭上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姚文元参与了这件事情，这样一个阴差阳错的结果，为张中律师提供了辩护依据。

律师的天职让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最终为姚文元的刑罚判处奠定了基础。

而姚文元虽然没有参与上海这件事情，但他同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法庭上，当被问及1976年4月北京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一事时，姚文元开始的表现很是冷静。

因为听力不好，他的左耳戴着耳机，一根长长的线拖到被告席下，不知道是真的听不见还是装聋，只听见他向法庭的审判员反问一句：“什么事？”

这突然的打断，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发生在极端严肃的法庭上，一面为姚文元回答问题提供了思考空间，另一面则在无形中削减了法庭的审判力度。

加上姚文元善于抓住起诉书中的一些说法字眼，从文字上为自己进行辩解，一旦公诉人和法官不能及时对他的辩解提出反驳，就可能使法庭的审判失去应有的分量。

好在公诉人和法官等前期的案件审理工作做得很扎实，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做到了凡是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

这样一来，尽管有的被告人矢口否认，又或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开脱罪责，也能从容应对，拿出证据，揭露案情真相。

周恩来总理逝世时，邓小平念悼词

所以当姚文元在有关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这件事情上，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试图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掉时，审判员直接向姚文元当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由他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小样，另外还有当时他写的日记。

结果不论是小样还是日记中的内容，都显示，当年是姚文元派人去天安门广场调查的情况，又是他一手炮制了虚假情况，混淆视听，将广大群众自发参加周总理的悼念活动直接定性为了“反革命事件”，并声称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是“一小撮坏人”，“要镇压”，最后又将与这件事情毫无关系的邓小平拉进来，说邓小平是这件事的“总后台”。

面对如此铁证，姚文元当场瞠目结舌，满头是汗，答不上话来。

最后，他只能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是对立的，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罪行严重”，“对不起邓小平”。

而这是姚文元自1976年10月6日被捕之后的整个审判过程中，首次承认自己有罪。

事实面前，有些罪责终究是辩不掉也逃不掉的。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据披露，入狱后的姚文元，“不像江青那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那样一言不发”，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每天仔仔细细地读书看报，一份报纸他会从头版翻到副刊，一个角落也不放过。只不过他再也用不着拿着铅笔写“批示”了，而是要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并想着表明立场，和另外一些人划清界限。

而除此之外，姚文元还爱看电视，又是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为了表现出自己积极地接受改造，他还根据报上或是电视上得到的消息，向监狱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

有一次，姚文元像往常一样读报，看到一篇全国人民生活富足，家家丰衣足食，许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的报道时，姚文元赶紧向监狱方面提出：

“这样可不行，这样下去，几年下来就没有粮食吃了，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搞个计划，比如说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代我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吃！”

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建议令狱警不置可否，很显然，几年的监狱生活已经令姚文元与外界脱节了，尽管他每天看报看电视，但他的思想认知还停留在几年前。

狱警回他：“现在中国不是你们那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自己吧。”

听了狱警的这一番话，姚文元如梦初醒，摇了摇头，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

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他同时也是“四人帮”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

出狱后，他回到了上海，后来隐居在浙江湖州，他的妻子在他出狱前一个月就去世了，他的三个女儿每年去浙江湖州一次，看望在那里养老的父亲。

至于父亲养老的具体地址，她们对外保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姚文元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一度销声匿迹，没有人知道他的踪影。

据传，姚文元出狱后，曾经提出自己有生之年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写一本回忆录，一个就是重新入党。

另外还曾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姚文元曾写了一部5万字的回忆录，定名为《回顾与反思》，里面的内容从1956年一直写到了1976年他被捕的那一刻为止。

还传说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盯着，想要买姚文元回忆录的版权，其中3家甚至愿意出价500万……

不过说到头，顶破天，一直到姚文元过世，传言中回忆录也没有出版现世，至于那些出版社高价买断回忆录的传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传言终究只是传言。

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功过是非，已然有了论断，而只有正确审视那段历史，才能思考未来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