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16日，风云变幻的庐山会议终于结束了。

九江庐山机场一早准备好了专机，准备将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们都送回北京。

因为与会者众多，专机大概以每15分钟一个航班的间隔起飞，基本上每架专机上的人都坐得满满当当，而唯独一架专机是个例外。

这架专机上坐着的，除了彭老总和他的妻子浦安修以及身边的秘书、参谋之外，参加会议的只有张爱萍上将一人。

而当飞机飞至微山湖西侧高空时，突然遇上了一场暴风雨，飞机只能临时改降济南机场。

济南一个宾馆里面为此特意安排了午餐，因为暴风雨持续时间长，出于安全考虑，从庐山机场起飞的全部飞机全部迫降济南，与会者们陆陆续续前往宾馆就餐，一时间，整个食堂桌桌满座，而唯独彭老总那桌只有他一个人在孤零零地吃饭。

这种种情况，和大家上山前，也就是庐山会议召开前的情形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场庐山会议下来，情势已经发生了重要转折。

因为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但是意见未被接受，彭老总反而因此受到了错误的批评，紧接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从庐山回到北京以后，中央又召开了一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全军1000余名高级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后不久，彭老总就让自己的妻子找一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搬出中南海的要求。

当时，彭老总对妻子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你就说我请求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以实现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锄头一响，不愁吃穿。”

中南海自1949年以来，就是我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有这样一句更加贴切的话是这样说的，中南海“是搏动着党和国家的心脏的地方”。

而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类似的院落居中位置，有一座中国古老式的建筑，名唤“永福堂”。

自1953年开始，彭老总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59年，已经7年有余。

彭老总从11岁离家，到富农刘十六家当放牛娃，再之后，他加入红军，达到陕北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彭老总又开赴朝鲜，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可以说，彭老总的一生是在谋生的奔波和战争的搏杀中度过的，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彭老总住进中南海，不知不觉间，中南海成为了他自小离家后驻留最近的地方。

在即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里，每天黄昏时分，彭老总还会习惯性地在永福堂门前徘徊，眼前触手可及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和朦胧，尤其是近一两个月发生的事情，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闪过。

离开中南海几天前，彭总还将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还有一幅辛亥革命先驱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亲自绘赠的猛虎图，全部打包好，上交给了中央。

只留下了书籍、日常用品和一些换洗衣物，再有就是几件独具特殊纪念意义的一把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一包历史材料还有8块银元。

1959年，这一年的国庆，恰好是“十年大庆”，而就在10月1日国庆前夕，9月30日，彭老总举家迁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住到了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

10月1日，在天安门前的盛大典礼上，人们没再看见彭老总的身影。

10月13日的清晨，彭老总在新家接到了一通电话。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电话是毛主席打来的，这不禁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来不及吃早饭，就命车出发，径直去了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的住地。

当他快步迈进门，就发现屋内除了毛主席，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人，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老总谈话。

彭老总回过神来，向在座的各位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寻了侧面一张空余的沙发默默落座。

毛主席从容地对彭老总说：“我们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学习和工作问题。”

在此之前，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他今后的打算，也就是三个一，读一点马列主义著作；做一些社会调查；参加一些劳动，自食其力。

针对这三个一，毛主席继续对彭老总说道：“中央已经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还能留出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实地考察研究，至于第三条，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劳动了。”

彭老总认真听着，一边回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主席又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老总：“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新搬的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主席闻言，点了点头，以示同意，并转头嘱咐彭真和杨尚昆两个人就彭老总说的负责安排。

接着，毛主席回过头来，又对彭老总说道：“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了，两年就够了。”

彭老总也同意。

这时，有关彭老总的工作和学习的事情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毛主席没有再说下去，而是注视着彭老总，似乎是在等候着什么。

毛主席（左一）、彭老总（左二）

同毛主席相识相交近四十年的彭老总这时也察觉到了毛主席的目光，他知道，如果此时就两个月前的事情“认错”，说不定能打开僵局，自己的处境也会好很多，但是倔强如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默不作声。

长期的军旅生涯，已经养成了彭老总那种强直的性格，毛主席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彭老总：“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无疑是对彭老总一生最生动的写照，所以以这样的性格，有些讲求迂回的事情，他真的做不到。

毛主席、彭老总

而也正因如此，毛主席和彭老总，这一对在湖南一大批军事政治家中关系最为特殊，性格命运也最为相似的“火辣”的湖南老乡，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错失了一次解除误会的机会。

春去秋来，一眨眼到了1965年，这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书房的案头上，出现了一封信件。

毛主席看到这份信，脸上出现了惊喜的表情，他迫不及待地将信件拆开，认真看了起来，许久后，叫来了自己的秘书，他要秘书给彭老总去一通电话，约他8时半前去谈话。

彭老总接到电话，倍感意外，此前他时隔多年终于再次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希望得到主席的允许，回到农村去。

彭老总原本以为这封信送上去，被毛主席看到，给出答复还要一段时间，起码也要两三天，结果不成想，当天他就接到了主席谈话的邀约。

电话中，彭老总谨慎答道：“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不然我晚上去吧。”

秘书回他：“叫你上午就来吧！”

第二天，彭老总即乘车前往，提前15分钟就到了颐年堂，令他没想的是，毛主席也已经提前在门口等候了，彭老总远远地就看到毛主席朝着他伸出了手。

他忙上前一步，握住了主席那只伸出来的手，就这样，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相互打量着。

1965年的毛主席，仍然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他望着彭老总黑瘦的面庞和斑白的两鬓，不禁伤感道：“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老总闻言，勉强笑了笑，说道：“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听到这里，毛主席也笑了，一边说道：“早就等着你了，还没有睡觉，从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就高兴得睡不着。”

说话间，毛主席又顿了顿，似是联想到了先前的事情，语气中带了些埋怨道：“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一写就是八万言。”

彭老总又笑笑，没有说话。

而既然提到了信，关于信中彭老总的提议，毛主席心中已经有了盘算，他道：“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起来，等会儿我们一起谈吧。”

接着，毛主席和彭老总就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谈，顺带等候其他人。

毛主席对彭老总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老总听到主席这样说，就如实答道：“（我对于）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说话间，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

毛主席就回他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

两个人就这样边走边聊大概半个小时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

大家稍事寒暄，随即转入正题。

毛主席最先开口道：“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老总开始有些不愿接受，直言自己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怕负所托，所以想去边疆搞农业。

闻言，在场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就一起劝他，说工业这块，其实大家都不懂，都是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一周，最后拍板：“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支持他是衷心诚意的。”

彭老总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备受感动。

1944年，彭德怀与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合影

后来，毛主席又谈起了一些往事，以示对彭老总的支持。

说罢，毛主席又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道：“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卡一次大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就叫他来找我谈。”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谈话已经进行了5个小时，毛主席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一大早就安排了这次谈话，最后，毛主席留下彭德怀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共进午餐。

饭后，毛主席明显有些疲累了，彭老总见状起身，同毛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告别离去，回到了吴家花园。

到家坐下后，彭老总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今日同主席的谈话对他来说有了豁然开朗的意味。

他提笔，将同主席的谈话追记了下来，一边写着，又不禁一边感慨：“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

1965年11月30日，彭老总到任大西南。

同样在1965年调西南三线任国家机械部机械局副局长，和彭老总一起工作的郭万夫同志回忆说，那个时候，彭总基本上每天要么实地考察，要么听人汇报，他办公室的西南地区挂图上，圈圈点点密密麻麻。

后来，彭老总总算摸清了西南大三线建设的工作情况，凭借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和缜密果断的决策，在三线建设筹备工作的汇报会上，彭老总听完汇报，就从沙发上站起身，背着手，踱着步，直言道：

“西南大三线是重要的战略后方，要加快建设，纵观全局下来，其实就是要突出一点、一线和一片，集中力量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在大西南地图上，这是一个点。”

说话间，彭老总转过身，面对墙面上的挂图，指划着说：“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是通向攀枝花的大动脉，与攀枝花钢铁要同步建设，这是一线；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的建设要跟上，与其配套的电站及其他的国防工业项目也要跟上，这是一片。”

汇报会上专家同志们听着，纷纷点头。

彭老总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有些口渴，他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又斩钉截铁地说道：

“毛主席最关心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指示我们一定要加快，而不要潦草。建设不好主席睡不好觉，主席决心很大呀！他说没有钱，把他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没有铁轨，把沿海的铁路拆下来，一定要把成昆线打通。我们要急毛主席之所急。我彭德怀也67岁了，还想拼老命干下，只要我们苦干几年，就会打开三线建设的局面……”

彭老总的这一番话发自肺腑，在座的各位听了无不振奋精神，感慨良多，纷纷表示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让毛主席睡好觉。

而也就是彭老总在会上总结的这“三个一”战略思想，在之后的岁月里，为指导西南三线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诚然，西南三线建设时期的彭老总其实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但是他忍辱负重，为国家建设尽展雄韬武略，彭总一生无儿无女，但他将全部心血都放到了国家人民身上，终留一身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