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最动荡的二三十年代，有一个极具冲突性的人物，这个人物便是张国焘。
张国焘出生于1897年，比毛主席小4岁，他在投靠国民党后，于1948年随国民党去到台湾时，已经51岁了，之后张国焘又去了香港，后来投奔在国外的儿子，又先后去了美国和加拿大。
自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后，一直到1978年，82岁的张国焘在加拿大去世，这31年间，张国焘再没能回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余生。
张国焘、毛主席
期间，事实上张国焘曾有过多次选择，毛主席在得知他穷困潦倒的境况后，也曾提出，考虑给予他生活补助，但有一前提。
而张国焘在了解毛主席和中央的意见后，凭自身意志做出了选择，最终奠定了自己凄惨命运的归宿。
所以，毛主席当年考虑给予张国焘生活补助，所提要求是什么？张国焘对此又作何反应呢？
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这年清明，张国焘趁着祭拜黄帝陵之机离开了延安。
走之前，毛主席还叮嘱他：“仪式结束，要马上回来啊！”
结果，张国焘这一去不复返，满怀“壮志”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叛徒。
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紧随其后，对中央称要去劝阻丈夫，毛主席闻言赞她：“好，你是好的，此番前去，你要是能把他带回来，你就是大功臣”
说完，毛主席就批准了她的请求。
而等她要离开时，才有警卫员向毛主席报告：“她把所有行李都带上了。”
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没有阻拦，让杨子烈走了。
结果可想而知，杨子烈这一走，同样也是肉包子打狗 —— 有去无回。
张国焘一家
不久后，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就一起住上了蒋介石亲自为他们安排的武昌一座豪华神秘的小洋楼中。
在此之前，张国焘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见面过程中，张国焘极尽阿谀之言，蒋介石则听得心花怒放，结束谈话后，就亲自吩咐戴笠：“好好保护，发挥作用。”
接着，满怀“雄心壮志”的张国焘加入戴笠的军统，从事特务活动，他将自己所掌握的各种机密，冲国民党特工竹筒倒豆子般倒了出来，连开两期培养特务的训练班，建立5个策反站，但是几个月下来，这些工作不见成绩，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无法按计划派遣出去，只能改派其他工作，策反站也都撤销了。
蒋介石、戴笠
张国焘的“雄心壮志”最终变成了痴心妄想，戴笠对他不满，对毛人凤等说：“委座对张氏来投，看成是对共产党的致命打击。谁知张氏几年努力一无所获，大失委座之所望，让我也难以向委座交差。”
基于此，其他人也对张国焘冷眼相看，一下子，张国焘宛如从云端跌倒了地上，不仅过去的优厚待遇没了，连过问他的人都没了。
时任南方局机要科长童小鹏，彼时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奔走于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长期于国统区工作。
童小鹏与邓颖超合影
1939年冬的一天，他曾在重庆公交车上见到过张国焘，那时他一上车，就看到车尾角落里坐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黄色风衣的中年男人，他定睛细看，那个人可不就是张国焘。
确认这一消息之后，童小鹏不禁觉得讽刺和好笑，张国焘当年可是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威风凛凛的“张主席”，从不走路，总是骑马，到了延安，虽然没有小轿车，却也是享受着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的最高待遇，结果现在却只能挤在破旧的公交角落。
春去秋来，时间转眼就到了1948年，距离张国焘叛党已经过去了10年。
形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了高潮。
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了中国北半部，而后直指江南，国民党的巢穴已经危在旦夕。
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开始寻求门路，举家避往台湾。
而此时的张国焘，原本正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极尽所能吹嘘国民党军队，为蒋介石帮腔，眼看着形势一天天变化，张国焘顿感惊恐不安，他也想要逃往台湾。
结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却指示毛人凤，劝他留下。
这一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邀请张国焘吃饭，沈醉（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1949年起义，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作陪。
沈醉
在沈醉的回忆中，当天席间，毛人凤几次三番劝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
张国焘当时听了立即表示：我已经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个普通老百姓，写一点东西。
张国焘的这番话，意思已经十分明确了，但是毛人凤还不罢休，继续劝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你，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
张国焘听了，将头低低沉下去，半晌，慢慢抬起头来，用近乎哀求的低沉嗓音说道：“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批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
于是就这样，毛人凤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
张国焘走后，沈醉曾问毛人凤：为什么非要让张国焘留下呢？
毛人凤
毛人凤当时说：“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不过最终，张国焘没有听毛人凤的劝说，回去后，他就将《创进》周刊关张，处理完了经济事务，携全家从上海乘船逃往了台湾。
张国焘逃往台湾之际，正值国民党大势已去，处在崩溃边缘，蒋介石忙着安排“后事”，一批批国民党官员先后逃抵台湾，个个惊魂未定，忙着争夺房屋土地。
很快，张国焘花钱租好的住房就被强行挤占了，他跑去找国民党官方求助，但是无人理他，就连门房都不多看他一眼，这不禁令他倍感窘迫。
张国焘求助无门，再加上根本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在台湾呆了9个多月，在临近1950年春天的时候，张国焘只能怀着满肚子的怨气，携全家离台去了香港。
刚到香港的时候，张国焘经历了在台湾那一遭，似乎是真的萌生了“看破红尘”要归隐的意愿。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多时，当原国民党改组派的元老顾孟余和李微臣找到他，一口一个“张弟”叫下来，并托出建立“民主战斗同盟”的“宏图伟业”，请张国焘“出山”。
张国焘
张国焘几乎是毫无悬念地就被说动了，很快，张、顾、李三人以所谓的“第三立场者”自居，创办了一份名为《中国之声》的杂志，由张国焘担任社长。
原本在香港正安身无地的张国焘正好住到了李微臣的空房子里，一家人也安顿下来。
但是大半年后，“民主战斗同盟”内部就出现了勾心斗角大闹矛盾的事情，闹剧最终以张国焘辞去“社长”一职，另找住处告终。
就这样，连受打击的张国焘，再也不想加入任何组织了。
但是什么也不干，就没有收入来源，一家子的生计就成了问题。
鉴于此前写了不少文章，知道他大名的人很多，张国焘于是利用这个条件，做起了自由撰稿人，靠写文章赚稿费贴补家用。
由于当时香港的报纸都是商业化运作的形式，一个报刊上往往能够集合出现各种政治观点的文章，读者也很喜欢看，所以，张国焘先期投稿的文章，还挺受欢迎。
靠着此，张国焘一家子在香港倒也顺利地过了下去。
张国焘一家
不过好景不长，张国焘后期写的评论文章，开始流于发空议论，喜欢他文章的读者群体逐渐缩小，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求稿了，张国焘原本倚仗养活一家的稿费收入开始大幅降低。
屋漏偏逢连夜雨，没了稿费收入，张国焘于是瞄准了当时的黄金生意，赌徒心理的他将先前撰稿存下的钱共计5000美金全拿出来买了黄金。
头两个星期下来，香港的金价是涨了，张国焘夫妇俩获利不少，而就在他们大喜过望，又向友人借了一笔钱，连同上回的本利一起投入金市的时候，香港的黄金市场行情却突然出现了变数，几天之内金价暴跌。
原本和张国焘一样购买了大量黄金的香港商人开始纷纷抛出手中的黄金。
而张国焘却还在观望，从未经过商的他显然不了解香港的投机经济情况，就这样，观望着观望着，张国焘眼看着自己的老本赔了个精光，一家子的生计都成了难题。
偏偏祸不单行，在遭遇工作和投资的接连打击之后，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又偏偏在这个时候摔伤了，臀部骨盆摔断，治疗花了一大笔钱，出院后更成了跛子，以前杨子烈还能出去干做点事贴补家用，这下子她再也没办法出去了。
杨子烈
这个时候，张国焘终于真正感受到了一种有如丧家之犬的滋味，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窘境不减衣食住行都异常拮据，靠长子教书的工资才勉强过活，为此，张国焘只好拼命写稿，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这时候退稿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退稿之后，走投无路的张国焘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毛主席，他想，毛主席或许会宽容他吧。
这种想法一旦产生，张国焘于是开始寻找香港方面与大陆有联系的人士，想着透过他们向中央转达自己回大陆定居养老的意向。
张国焘晚年
而单单是这样还不满足，张国焘同时还通过一些关系，与美国人联系，试探能否同美国人合作。
很快，张国焘就首先得到了一些在香港的美国人的回复，说是愿意帮助他，给予他一些生活补助。
这样一来，张国焘一面寻找联系中央的关系，一面又与美国人接触，两不误。
1958年时，张国焘终于和中央联系上了，这年10月，他声称愿意为新中国做点事情，并请求中央提供生活补助。
张国焘的这个意思，很快就从香港传回了北京。
1959年毛主席
1959年1月，中央将张国焘的意思印成了内部情况简报，最后报送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们一早就已经知道了张国焘穷困潦倒的生活窘境，更知道这期间张国焘还在同美国接触。
鉴于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毛主席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便在一定范围内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我们是愿意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的，但张国焘应该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不能一面同美国人接触，拿美国人的钱，一面又拿共产党的补助。
所以当简报最后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于是根据一早的意见，提起笔来，在简报上做了批示，可以考虑给予张国焘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不过这个批示同时也附带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张国焘应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再考虑给予生活补助。
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人们的赞同，并且很快就由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向张国焘进行了转达。
这个时候，应当说，继此前可以选择是否逃亡台湾后，又一道历史契机出现在了张国焘面前，但是本性使然，张国焘还是顽固地沿着不知何处是归宿的道路走了下去。
他经过考虑，最后向中央在香港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我是一个观众了，我还是当个观众吧……
张国焘说这些话，已经是打定主意，显然是都不再想着回大陆了，有关给他生活补助的事情，也就此作罢。
时间到了1961年，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员找上了张国焘，要每月付给他2000港币，约他撰写回忆录。
不堪生活窘境的张国焘答应了美国人的请求，从此闭门写作，历经4年，最后写成了洋洋百万言的《我的回忆》。
而这部回忆录也成为了他叛党41年唯一留下的东西，年少时的壮志抱负早被他抛在了脑后，写作4年间，张国焘忆及过往，忆及自己在北大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参加五四运动……时常不知不觉间流下泪来。
往事如烟，他终和曾经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再无回头之路。
而也就是通过这部回忆录，在和美国人的合作下，张国焘收获了一笔稿费，解了生活困境，后来张国焘和妻子带上全部积蓄，离开香港，辗转去了美国，隐居数年后，直到1974年中美建交，张国焘又惊走加拿大，先是住到了大儿子家中。
张国焘晚年
1977年，耄耋之年的张国焘突然中风，致右半边身体瘫痪，此后卧床不起。
尽管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加拿大多伦多，但是张国焘和杨子烈，老夫妻俩此时一个是瘫痪一个是跛子，住在儿子家有诸多不便，只能双双申请官方养老。
最后，张国焘住进了免费的老人病院，杨子烈搬到了公办的养老院，而当时多伦多老人病院的条件并不好，护工人手也不够，根本忙不过来。
张国焘在这家免费的老人病院躺了两年多，到1979年12月2日的一天，一场大雪过后的寒夜里，张国焘在没有暖气的病床上断了气。
死后第三天，82岁的张国焘在没有乐声没人哭葬的气氛中，被埋进了多伦多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