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12日，一架波音707客机停在了新加坡巴耶利巴机场，机上下来一位身高不足五英尺高，但是走起路来带阵风，脚步轻快，看着十分敏捷硬朗的长者。

这位长者正是邓公，那一天，是他同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举行会谈的日子。

邓公、李光耀

而也就是在会谈结束3个月后，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正式打响了。

在这之前，邓公曾警告过，如果越南更进一步，中国一定会作出反应，而这警告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空口唬人，唯独一人对此深信不疑。

这人，就是3个月前刚同邓公谈过话的李光耀。

所以，李光耀究竟何许人也？他同邓公见面，都谈了些什么呢？

李光耀祖籍中国广东，是地道的汉族客家人，早在1862年时，李光耀的曾祖父从广东移居了新加坡，李光耀是第四代华裔新加坡人。

由于从小生长在一个讲英语和马来语的华裔家庭，6岁的时候，李光耀被外祖母送到私塾去学中文。

李光耀少时

不过私塾先生实际上也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按说教的是华语，但是老师讲话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因为听不懂，更不习惯拿毛笔写字，少时的李光耀对此很是不满，多次向母亲诉苦给他换个学校。

但是他的外祖母很是强硬，他们家还保留着华人家庭严格的传统教育、较强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重视家族宗社的传统，有关他的教育问题，自然是外祖母说了算。

后来读完私塾，李光耀又换了个华语学校，这时，华文课还是令他头疼，因为他平常在家里跟父母讲的是英语，跟外祖父母讲的是马来语，其中掺杂一些华文词汇，而和渔民子弟朋友讲的则是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在少时的他看来，华语跟他的生活几乎毫无联系。

学了两三个月，他再次恳求母亲帮他转校，所幸最终如愿以偿，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英式教育，因为老师讲的话都能听懂了，他的成绩显著提升，不费多大力气就考到了全校第一，并被当时全新加坡最好的英校录取，也就是在这里，李光耀成为了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下培育出来的千分之一精英学生，他身上独有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特点开始初具模型。

这期间，由于日军占领新加坡，李光耀被迫中断学业，并在战争结束后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和法律，并考取了伦敦的执业律师资格证。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先是从事律师工作，而后又作为工会代表与政府谈判，由此打出名头，在工会中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并在冥冥之中为今后的从政之路打下了基石。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在同年大选中，李光耀被选为自治邦政府总理。

也就是这一年，李光耀的华语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到：“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华语的群众则为我努力学习华语，说起话来信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

李光耀一家

这之后，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西亚联合邦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进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只可惜好景不长，“新马”合并在1963年短暂合并两年后就自此分家。

李光耀在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曾写到：“我从来没有这么悲伤过，分家成了事实……”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由李光耀担任新加坡开国总理。

独立后的新加坡，不过弹丸之地，没了安全保障，没了工业资源，但是李光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凭借他出色的政治和外交才能，让新加坡加入了东盟。

而后，新加坡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扬长避短，拉拢外资，并推出大规模的高素质移民引进国策。

1970年代起，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实现腾飞，从一个经济和国防都很薄弱的弹丸之地，一下子跻身“亚洲四小天龙”。

李光耀

新加坡《联合早报》对于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曾给予评价称：“新加坡今天的一切，几乎可以说全是李光耀一手打造的。”

如果说年少时期处在英国殖民统治背景下接受的英式教育锻造了李光耀同西方沟通的大门，那么从小生长的华人家庭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他从英国留学回到新加坡后重拾中文的选择，则促成了他同中国领导人们的不解之缘。

李光耀访河南

从1976年开始的39年间，李光耀一共访华33次，90年代的时候更相当于是每一年都要来中国一次。

由此，李光耀成为了中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他在自己的另一本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中曾写道，西方领导人在同他交流时会想要了解中国的真实想法，而中国亦会向他问起西方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而李光耀后来对华语的运用，再后来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与中国领导人寒暄的层面，而是开始同中国领导人探讨一些敏感的重要话题。

1978年，中国拨乱反正后的第一年，邓公出访新加坡，同李光耀面谈，那一次，两人就谈到了当时十分敏感的越南以及华人的问题。

于邓公来说，出访新加坡也是他愿望清单中的重要一项，他一直希望能在“见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

邓公第一次到新加坡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之际，途中路过了新加坡，不过也只匆匆一瞥，那时的新加坡还是殖民地，而等到他阔别58年重返新加坡，新加坡已经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同时实现了经济腾飞。

凡此种种，不禁让他感叹：“新加坡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而对于这次会面，李光耀也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

用俗语来说，在这一点上，两个人更可谓是“英雄惜英雄”。

毛主席、李光耀

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建国总理，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976年5月10日至23日，那个时候，邓小平刚刚经历了人生“第三落”，还处在“靠边站”的情势。

而1978年时，情势则发生了逆转，邓公已经重新崛起。

在李光耀的回忆中，1978年那次会面令他记忆深刻，以至于时隔多年回想起来，画面依旧历历在目。

“这位 74 岁高龄的老人矮小精干、敏捷硬朗，不到 5 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举行正式会谈。”

值得一提的是，“闻不得烟味”，在新加坡大力禁烟的李光耀，当天在同邓小平举行会谈的内阁会议室专门准备了烟灰缸，还特意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很显然，李光耀已经提前了解到邓公爱抽烟的习惯，此前邓公会见外宾时，总是会自己从家带上香烟，一抽起来就停不下来，常是一根接着一根。

而会见李光耀这一次，他和李光耀心有灵犀，都默契地为对方做出了让步。

李光耀让他尽管抽，而邓公就指着夫人卓琳道：“医生要她管着我，把烟戒掉，我也正想办法少抽呢。”

医生的建议不假，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邓公早之前看到过李光耀对烟敏感，“闻不得烟”的报道，这一次会面，一整个晚上，邓公都没有抽烟。

会谈期间，邓公花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谈到了苏联对世界造成的威胁，后又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以及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

彼时，苏联在争取越南上已经占了上风。外界不清楚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糟糕，更难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突然收回对越南的全部援助？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这样做非但争取不到越南，还会将它推向苏联。

但其实，国家利益面前，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尽管中国给出了自己的态度，越南也是有选择的，那为什么它偏要在明知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呢？

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和中国交好的越南领导人）在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想法，在这一点上，中国向来是不苟同的。

而越南要想实现这一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中国就被视为了最大阻碍。

越南

基于此，中国才得出结论：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还会更变本加厉地反中国，这从越南当时将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这一举动上就能窥得。

所以说，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邓公谈到，此前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可谓是仁至义尽，结果越南在打跑美国之后，却翻脸不认账，驱逐境内华人，还在中越边境挑起事端，这些无一例外都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邓公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

越南

李光耀闻言，不禁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他和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他们往往会更在意短期结果，因为4年一次大选，他们需要借此来给选民们交代。

在邓公看来，当时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

说到这里，邓公又幽默地自问自答道：“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

晚宴上，李光耀也曾继续追问：“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

而邓公就不自觉地撅起嘴巴，眯着眼睛，喃喃说道：“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对此，李光耀回忆说：“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这些谈话，可以说是让李光耀充分见识到了邓公在对越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

而除了对越问题，两人这次谈话，李光耀还曾追述到有关东南亚地区华人的问题。

李光耀明确告诉邓公，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洲华人发出号召，诉诸种族情怀，这在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十分危险的。

而邓公当时听到李光耀这样说，无论从表情还是身体上，都表现出了他的错愕。

李光耀本来以为，在这件事情上，邓公的态度多半会与华国锋在北京谈话时一样，不会理会他的看法，结果并没有这样。

邓公当时突然身体前倾，向李光耀提问道：“你要我怎么做？”

李光耀当即吃了一惊，他从没想到，面前这个老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在不愉快的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随时做出改变，甚至向他询问要怎么做。

对于邓公“三起三落”的传奇人生经历，李光耀显然早有耳闻，需要自己来告诉面前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老将应该怎么做吗？

李光耀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直率回答道：“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其实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东南亚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这对亚州华人来说反而更好……”

邓公听了李光耀的建议，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而不久后，那些电台广播果然中止了。

邓公向李光耀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向来是说一句是一句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有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怎么想就怎么说。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公做出了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

邓公一脸严肃地说道：“苏联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

这句话掷地有声，两个月后，邓公继结束了新加坡之行后，又踏上了愿望清单上另一处美国之行，并在美国成功掀起一阵“邓热潮”、“中国热”，同一时期，中美建交。

邓公访美

访美期间，当记者再就对越问题提问，邓公幽默直言：“小孩子不听话，要打屁股了。”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越南越走越远，中国一定会做出反应，予以惩罚，让对方付出代价。

而当时对于邓公的这番话，一位曾在《泰晤士报》就职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邓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经驶入了南中国海。

这位专家的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代表了大多数外界人士的看法。

而李光耀却不这样认为，三个月前同邓公的那次谈话，让他意识到，邓公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

果不其然，几天后，也就是1979 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就爆发了。

此战速战速决，一个月后，也就是1979年3月16日，解放军就完成了作战任务，全部撤回国内。

“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再次得到了充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