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一辆列车抵达北京，时任中央人民副主席刘少奇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

车上下来的人正是陈昌浩。

他曾是我党我军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而自悲壮的西征失败后，这个风云人物就近乎销声匿迹了。

1952年回国前，陈昌浩已经漂泊异国十二载。

回国后的日子里，陈昌浩见了很多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一一拱手致歉，并感恩毛主席的宽宏大量。

陈昌浩

所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陈昌浩的下半生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为了从西北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创立抗日的战略大后方，三个方面军共同发起了宁夏战役。

当时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执行宁夏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需要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

而当时接下中央军委指示的红四方面军一部，正是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的第三十军、第九军以及第五军，共计2.18万名指战员。

另外，这部分奉命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同时也是1935年草地风云中，中途折返，和中央红军分开的那一部分。

在徐帅徐向前的个人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当年所率红四方面军一部和中央红军就地分开，没能跟随中央北上，是他的终生遗憾。

而这个遗憾的造就其实和陈昌浩有莫大的联系。

陈昌浩

彼时，作为红四方军总政委的陈昌浩（28岁就当上了）年轻有为，打仗勇敢，在部队里很有威望，尽管他本人一开始也是支持跟随中央红军北上的，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南下。

对徐帅来说，红四方军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红四方面军分开，这是他甘愿南下的个人选择，而另一方面其实是受制于陈昌浩，因为没有陈昌浩的点头，他即便是想要跟随中央北上，也是带不走部队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了陈昌浩当年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分量），最终只能带部队南下。

后来，红军三大主力好不容易会师，这时的陈昌浩已经认识到自己当年的错误，他自知责任重大，迫切地想要改正，想要紧紧跟随中央。

于是如此，如徐帅在回忆录中所说，陈昌浩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本“无可非议”，但是他太过迫切了，反倒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并在此思想包袱的影响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至于最后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徐向前

因为在徐帅和陈昌浩接下西渡黄河的中央指示后不久，由于后续跟进渡河的部队被敌军阻断，他们一直未能西渡黄河。

徐率和陈昌浩所率领的2万多名红军很快就遭到了敌军的重兵包围，于河西走廊、祁连山下孤军奋战。

11月8日，中央军委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将所率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

徐帅当时接到这一指示，大为不解，深感此举无异于是自取灭亡，徐帅这个判断无疑是结合西路军当时的处境得来的。

徐向前

严寒的气候下，西路军缺粮少药，行军疲惫，于人迹罕至、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上，更极不利于集结和隐蔽。

可以说，西路军西征，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不占。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前线指挥官的徐向前和陈昌浩自当及时做出反应，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

作为徐帅来说，他当即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想法，他认为，西路军当时最好要么东进，要么一路向西打，打到新疆，接受苏联援助后再打回来。

但是陈昌浩当时却陷入了死胡同，机械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河西创立根据地）。

为此，徐向前和陈昌浩爆发了严重的冲突，陈昌浩还曾想要开大会对徐向前提出批评，最后遭到其他同志们的反对才作罢。

就这样，西路军一直徘徊在永昌、凉州一线，坐等敌军优势兵力的轮番进攻。

红军战史上悲壮的一页自此揭开。

1937年1月，红五军全军覆没，2月，红军万余人被围攻于倪家营子，处境十分艰难，徐帅主张东返自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陈昌浩虽然犹豫不决但是最后也同意了。

而后红军万余人向东，终于突围成功，这时，陈昌浩又开始顾虑东返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再加上中央又来电提及让他们固守50天。

陈昌浩内心矛盾，患得患失，而没能当机立断，最终选择了老路。

他命令西路军重返此前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的倪家营子，最终致使部队陷入敌军重重包围。

3月1日，西路军在孤军奋战，弹尽粮绝，无任何援助依靠的情况下，陷入绝境。

最后一次突围，连同伤员在内，西路军残部仅存三千余人，最终退入了祁连山。

自此，西路军苦战近5个月，歼敌2.5万余人，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由开始的2.18万人最后仅存3000余人，悲壮的西征归于失败。

西征失败，要归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陈昌浩，人生大错已经铸成，如他自己在解放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

西路军失败后，根据中央指示，徐向前和陈昌浩当返回延安汇报，余部分3个支队延祁连山打游击（这三个支队后来，其中连个被打垮，只有李先念所率一个支队边打边突围，一路向西打到了新疆，最后西路军只保留下四五百人）。

最后的西路军

1937年6月，徐向前首先回到了延安，而陈昌浩先回了一趟武汉老家，8月份抵达延安。

在延安，陈昌浩主要在中宣部工作。

不过由于前期过度劳累，陈昌浩病倒了，久治不愈，而延安缺医少药，他最终被送到苏联治病疗养。

自此，陈昌浩漂泊异国十二载。

1952年4月，陈昌浩抵达北京火车站，阔别祖国十二载，踏上北京车站土地的陈昌浩内心异常激动。

张琴秋

陈昌浩抵京后不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就邀请了陈昌浩夫妇、张琴秋（陈昌浩前妻，曾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和苏井观（曾任西路军卫生部部长）夫妇以及红四方军其他一些老同志们到自己家。

这时，当年在兵强马壮，拥军十万，威震川陕的红四方军担任总政委的陈昌浩，却将自己的头低低垂了下去。

在徐向前和昔日的老部下，现在的共和国将军、部长们面前，他惭愧不已，一一拱手，表达自己的歉意。

轮到张琴秋时，陈昌浩握住了她的手，连声说到：“琴秋，是我是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啊！”

张琴秋看着昔日骄傲的陈昌浩此时弯腰驼背的样子，内心不禁百感交集。

因为当时陈昌浩刚刚回国，工作没有安排，张琴秋和苏井观最终帮陈昌浩带了话，告诉了中央陈昌浩有关他自己工作的想法。

1952年6月，陈昌浩被安排到马列学院任职，担任副教育长。陈昌浩欣然就任，并对自己的历史再次作出了反思，他说：

“我是犯过错误的人，过去，特别是长征途中二次南下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现在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要好好干，作出成绩……我这一生中，酸、甜、苦、辣我都尝过了……现在我终于回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国，还能有机会继续为党的事业工作，我感到欣慰，我将尽力为党多做工作，多出成果。”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陈昌浩又陆陆续续登门拜访了陈锡联、郑维山等当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再次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说：“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对我很宽大，让我学习，我是面壁十年，寒窗苦读，认真进行清理反省，希望老同志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听了陈昌浩极为诚恳的检讨，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感慨良多。

1961年，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特意说道：“解放以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很好，一般的没有犯错；一方面军的同志犯错误的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要谨慎，要学习四方面军的同志，他们（犯过错后）得到了免疫。”

毛主席的这番讲话很快就被当时正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陈昌浩得知了，他听了毛主席的话，不禁备受鼓舞，对毛主席和中央深怀感激。

张闻天

到了1962年，陈昌浩在青岛疗养，同张闻天（长征期间曾任总书记）不期而遇，闲聊中，陈昌浩同张闻天说起了自己的故乡。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曾回去过湖北武汉，但是未曾踏足汉阳老家，他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思乡之情：“离开武汉很久了，离开汉阳老家就更久了，算起来足足有三十五个春秋了。”

从他个人意愿来说，他是很想回去的，但是他的思想包袱还是很重的。

在湖北，原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很多。

陈昌浩有顾虑，他说：“我曾是‘戴罪之身’，去了湖北，他们不好办，我也不好办，再有老家亲朋故旧颇多，我受他们厚爱，（回去后）他们如有需要我又无力筹措。”

张闻天闻言，就劝他：“你是回去一下好，在北京、青岛是休养，回老家也是休养，你十几岁参加革命，今天才又有这个机会，何不回汉阳去看一下呢，至于其它问题嘛，一切依靠组织，那也没有什么困难。”

最后在张闻天的劝说下，陈昌浩才终于踏上了回乡旅程。

到湖北后，他住进了位于东湖之畔的翠柳村宾馆，受到了张体学、宋侃夫、陈再道等湖北省、市、军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这三位还都曾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湖北省委特意安排了座谈会，请三位以及在湖北的其他原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们和陈昌浩相见。

多年分别，一朝重聚首，每个人内心都是悲喜交加。

陈昌浩在讲台上，首先弯腰向到场的老同志们拱手，他看着大家，感慨万千，直言：“同志们，今天我陈昌浩在这里向大家敬礼，我要向你们作出检讨，当年我在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工作战斗期间，犯了不少错误，我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飘飘然了，因为我的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也让你们受苦，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时，陈昌浩的声音已经有了颤意，他道：“我对不起死者，也对不起大家！”

说完这句话，陈昌浩的思绪一时飘忽，他痛心疾首地说道：“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我党十年积蓄的力量， 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我每每想到这些英灵，就犹如万箭穿心……”

说到这里，陈昌浩的脸上已经挂上了明显的泪痕，他的一番话发自肺腑话，在场的老同志们听了很受感动，思绪仿佛也回到了当年那场悲壮的西征路途，不禁流下两行热泪。

有和陈昌浩一起经历过悲壮西征的老同志们听到他似乎是将所有的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只道：“你也吃了大亏呀，那难忘的150天（西路军苦战近5个月），你不也一一经历了吗？”

陈昌浩听到这里，脸上挂着的泪痕已经很是明显，他声音嘶哑地说：“我的错误是很大的，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宽宏大量，早就没有我陈昌浩了。”

说完这句话，陈昌浩才又定了定神道：“我们今天还能相见，是因为在党的带领下，人民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徐向前

（与此类似的话，徐帅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最终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了全中国。)

也正因此，陈昌浩后来在座谈会上又说道：“接下来的岁月，就让我们努力工作，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吧，下半生，我一定将功补过。”

座谈会结束后不久，陈昌浩去到了汉阳老家小住几日，见了故旧，才回到了北京，而这次湖北老家之行也成为了陈昌浩此生最后一次故乡行。

1967年，陈昌浩在北京离世。

1980年，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徐向前、李先念的曾经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们前往参加。

陈昌浩的一生终于画下了完整的句号。

陈昌浩

最后，用徐帅晚年在回忆录中对陈昌浩的评价来结束此文：

“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好人犯错误，（自己）为此也很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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