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杨勇终于重新出来工作。
1973年6月，受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点将，杨勇去到了新疆，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
彼时，新疆是个大军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杨勇的影响力也很强。
1974年，杨勇到新疆的第二年，就接连两次收到了江青寄来的亲笔信。
性情耿直的杨勇接过信后，未曾犹豫，交代秘书：“不看，退回去，退到中央办公厅……”
信件被退回后不久，杨勇听人汇报此事的处理经过时，直言：这次她有气也只好往肚子里咽了……
所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杨勇又为什么如此做呢？
杨勇去新疆，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名，有关决定却是周恩来总理正式通知他的。
赴任就职前，在北京，周恩来先后找杨勇谈了两次话，将中央决定下达的来龙去脉以及新疆的基本情况，一并事无巨细地同杨勇讲了个遍。
杨勇后来抵达新疆，同新疆的同志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团结，并通过实际行动全面贯彻落实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其中有一个做法非常重要，那便是杨勇到新疆后，解放、团结并大胆使用给了新疆本地干部。
1973年的新疆，存在一种论调，即认为不应该“讲什么民族”，这种错误论调严重干扰了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
杨勇听闻后，就耐心讲解，反复说明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并作出实际行动，予以还击。
他开始放手倚重司马义·艾买提等少数民族的领导同志，注意观察大家的长处，并让每个人在工作中将长处发挥出来。
司马义·艾买提
由此，战将杨勇到任新疆的新闻，人们从最开始的好奇和探究，转向了鼓舞和欢迎，杨勇发表讲话，杨勇下基层调研……有关杨勇在新疆的活动，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新疆终于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就在这时，另一边，北京却也出现了新情况。
1974年1月底，远在新疆的杨勇接到了司马义·艾买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彼时，司马义·艾买提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并在此期间作为新疆的少数民族领导参加了中央会议。
会后，司马义·艾买提当即给杨勇打电话，传回了江青等人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也就在这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受到为难。
向来敏锐的杨勇，在看过会议记录得知后，就对有关同志说道：
“这次又让江青钻了空子，她在北京召开的会，实际上就是对毛主席所言的借题发挥，对周总理搞突然袭击，一定注意，这个会上的材料，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不予向下传达。有关部门要掌握好社会动态，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做好思想准备。”
因为有杨勇坐镇，不管外界的风雨闹得多大，新疆始终没有动静。
江青见状，亲自出面，以个人名义给杨勇写了一封“绝密”的亲启信。信封是用铅笔写的，可以看得出来是江青亲笔，信封的落款写着：“江青同志处”，借此表示是她在亲自过问。
而一向以虎将著称的杨勇，从秘书手里接过这封“绝密”亲笔信，发现信封里面实际没有信，而只装着几期在当时只有中央政治局才能看到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
对于来自寄信人的试探，杨勇断然嘱咐秘书：“不看，马上封好，退回去。”
说完，杨勇又想到什么，特别交代秘书：“按照正常的组织手续，退到中央办公厅，以后再有类似的信件，不要送我，登记过后，一律退回去。”
杨勇的夫人林彬当时听说了丈夫对信件的处理办法时，不禁有些担忧。
杨勇及其夫人林彬
而杨勇却说：“哪有以个人名字写信送材料的，有的人收到这样的信会觉得受宠若惊，我偏要做那个不买账的人。”
这第一封信后不久，杨勇就又收到了厚厚的一包材料，和这包材料一起出现在杨勇面前的，无独有偶，还有江青的一封亲笔信。
信的内容大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作家，写了一首长诗寄给了她，但是由于她工作忙，没有时间看，所以请王洪文代为审查。最后审查下来，觉得这首长诗的内容还好，但事关涉外，建议不要公开发表，她批示同意了这个意见，并经过政治局其余等人圈阅，现在特将这首长诗和相关批示转来，请杨司令亲自找作者谈谈话给以鼓励，并将她的这封信以及批示交给作者一阅，然后再将诗稿原稿退给作者，再把其余的材料包括她的这封信退回。
当军区司令部的办公室副主任李增林将这样一封信交到杨勇手上，杨勇看完后，火气上来了，非常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退给作者，干嘛要我来转？芝麻大点事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真是岂有此理！”
李增林闻言，也是个快言快语的，直言不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有的军区接到类似这样的信，会召开万人大会，以示感怀，这一次，怕不是也这个意思，想要我们和其他军区一样这么做。”
杨勇
杨勇闻言，当即摆了摆手道：“只要我在新疆一天，我们新疆就不搞那一套。”
说这句话的时候，杨勇的语气笃定，紧接着又十分干脆地做了个决定，交代李增林：“此时不要省长，不要传到社会上去，你亲自去石河子一趟，把诗稿退回给原作者，再然后把原材料和信按组织原则，封好退回去。”
“好。”李增林应下。
出了杨勇办公室，李增林就给生产建设兵团打了一通电话，询问原作者现在在不在石河子。
结果得到答案，原作者人不在石河子，而在北京，正参加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学习班。
恰好那些材料也需要退回北京，李增林干脆直接派人跑了一趟北京，找到了正在北京参加全军运动会筹备会的新疆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请他找作者谈了话，将诗稿退了回去，顺便将那一大摞材料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曹达诺夫
如此这般，所有流程行动杨勇都是按照所收到的那份亲笔信中所要求的办的，任谁人也挑不出错来。
当听到李增林汇报此事的处理经过时，杨勇禁不住笑出声来，一边夸赞李增林“事情处理得很好”，一边又意味深长道，“这下江青尤其也只好往肚子里咽了……”
再往后在新疆的日子里，杨勇一直坚持斗争，坚守着本心，不随波逐流。
当周恩来、邓小平相继受无端指责，满城风雨之时，新疆军区一直“按兵不动”，杨勇始终就是那一句话，“只要我在一天，新疆就不能搞”，他用“只要中央没有正式文件，就硬顶着不干”的办法顶住了压力，并将更多精力放到了军区建设上。
就这样杨勇在新疆干了四年，硬顶了4年。
在此期间，他身上刚直不阿，坦荡如砥的性格特点和人格魅力充分展现，在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之中深孚众望。
1977年，杨勇离开新疆，回到了北京，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
1983年，杨勇将军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如开国元帅徐向前对他的评价：“（杨勇将军这一生）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