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廖汉生终于结束5年的河北谪居岁月，回到了北京。

一年半后，也就是1973年12月底，廖汉生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终于重新出来工作。

而另一边，也就是在这一年，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奉毛主席命令整顿军队，并在1973年12月主导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而刚刚复出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在毛主席的亲自举荐下，也开始着手和叶剑英一同整顿军队。

1975年时，时机成熟，邓小平开始主导对包括军队在内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叶帅则义无反顾地大力支持。

而这时，派人去到情况最为复杂的华东地区十分必要。

那么派谁去呢？

1975年2月16日，正在军事科学院办公室的廖汉生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即调他前往华东，担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

自从河北回到北京，有大概1年半时间靠边站的廖汉生接到命令，心情十分激动，也不管华东地区情况究竟多复杂，当即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

而也就在廖汉生临行前，叶剑英和邓小平又相继接见了廖汉生，亲授指示，给他接下来到华东的工作“支招”。

后来，廖汉生也果然不负所托，在华东地区闯出一片天地，为1976年10月取得大胜利迎来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年2月19日上午，叶帅率先接见了廖汉生。

一见面，叶帅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南京军区存情况复杂，你去了以后，记得先不要随意或急于表态，见面会作自我介绍的时候，关于回北京重新出来工作前那段日子的情况，你就概括起来说‘有错误’，其他什么问题都不要谈……”

这时，廖汉生就在一旁边听边点头，老首长如此事无巨细，他心里也是很感动。

紧跟着，叶帅又同廖汉生讲了中央军委对于军队精简整编的设想，而这在叶帅看来，同时也是奉毛主席命令整顿军队的重中之重。

特殊岁月下，各大军区受到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受到阻滞，部队臃肿已经慢慢发展成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好不容易有一个全面整顿的机会，叶帅卯足了劲，要为部队“去肿”。

此番派廖汉生去华东，这个问题势必也必须抓起来。

鉴于此，叶帅对廖汉生提出要求，即军队“去肿”，首要的一点是要真正做到一旦打起仗来能说走就能走。

除此之外，叶帅还同廖汉生强调了有关干部人数配备以及分配的问题。

而后，叶帅又向廖汉生透露：中央准备发两个文件，让更多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不过当时还有完全落实，为此，叶帅告诉廖汉生，这个等之后中央做出标杆来，下面就好办了。到时候，南京军区也要这样做，要贯彻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不用多说，廖汉生已经懂了叶帅的意思，看来马上又很多同志将像他一样马上可以出来工作了，因为经历过，所以廖浩生深知，“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他去南京军区，必当落实好叶帅口中“中央准备发的两个文件”。

很快，该谈的都差不多了，廖汉生跟着叶帅一同从沙发上起身，准备告辞。

这时，叶帅又不忘大声鼓励道：“要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

廖汉生当场就立定站好，向叶帅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并立下“军令状”：我必当坚决听从指挥，按照您的指示，大胆工作。

叶帅闻言，终于欣慰地笑了。

从叶帅处回家后，很快，2月25日上午10时，在北京东城区宽街巷邓小平的家里，廖汉生又受接见。

这一次，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同他说明，华东几个省市情况复杂，其中尤以浙江问题较多，南京军区对此也无能为力。

基于此，邓小平要求廖汉生：对毛主席的指示“安定团结”、“军队要整顿、要统一编制”、“提高党性”、“提高纪律性”等要大力宣传，不论是召开会议还是与干部谈话都要讲这些。

除此之外，邓小平还向廖汉生透露，中央军委马上将对一些干部和部队进行调动，为此，邓小平要求廖汉生到南京后，同司令员丁盛就干部配备和部队调动问题进行商量，认真考虑，提出方案。

这里，邓小平还特意提醒：“此事不能急，也不能太迟。”

最后，谈话接近尾声，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廖汉生说道：“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要保持这个，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同时你也要谨慎。”

就此，通过先后两次分别同叶帅和邓小平进行的谈话，廖汉生对南京军区的情况已经掌握得较为清楚全面了，两位老首长事无巨细的叮嘱，更令久未去到军队一线工作的他，对接下来到南京后的工作有了十足的底气和把握。

1975年2月28日，一架苏制伊尔——18军用飞机停在了南京机场，而机上的人正是廖汉生。

3月3日，南京军区即为廖汉生举行了欢迎会。

会上，廖汉生按照叶帅和邓小平在自己临行前的交代的嘱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精神，作了简短发言，并表了个态：“过去的事情我不管，我只管现在，今后谁工作做得好就表扬，做不好就挨批。我自己是绝不搞什么‘廖家山头’！”

这番话简洁明了，掷地有声，南京军区各单位同志们心里有了数。

1975年春，邓小平主导对各行业领域的全面整顿，首先从铁路“下手”，向部队下发了一系列文件。

南京军区为此召开会议，明确抓整顿，首先从整顿领导班子、领导作风开始。

3月10日，廖汉生到任的第十天，他即提出建议，决定恢复党委常委工作制度，将党委常委会议与首长办公会议区别开来，一切行政问题由首长办公会议决定，其他重大问题和党内事务由党委书记主持常委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并形成纪要。

而这正是邓小平一早嘱咐他的，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着力提高军队党性。

紧接着，南京军区恢复后的党委常委即召开会议，为一些同志洗清了身上背负的所谓“历史上的政治问题”，让他们可以重新出来工作，并且一次性确定了20多名军、师职干部的工作分配。

另外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南京军区党委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精神，于4月中旬召开编制会议，积极采取多种措施逐步压缩和安置了一些超编干部。

自此，廖汉生又解决了叶帅在临行前嘱咐他的干部分配和军队精简整编问题。

而除却这些之外，廖汉生还在南京军区建立起了集中办公制度。

因为军区首长们都在各自家中办公，有什么文件，办公室需要派人跑遍全城各首长家去送，再由一个首长一个首长批阅画圈，这样下来，一个文件要好几天后才能向下传达。

这种形式很不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更不符合叶帅曾强调的军队应当“打起仗来能说走就能走”的要求。

基于此，廖汉生到任两个月后，即在办公会议上正式提议：“军区首长一律到机关来上班，有病的人可以住医院，不住医院的病号可以上半天班。不管有什么病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能看电报，无论如何不能把电报送到家里去。”

这项提议最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并马上实行起来，廖汉生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上8点以前即到达办公室，且绝不提前下班，凡是公事都到办公室谈。

就这样，抓完领导干部作风后，廖汉生紧接着又将目光转向部队。

期间，邓小平曾陪同外国领导到访南京，活动间隙，他专门找来丁盛和廖汉生等，亲自提及部队整顿，并指示：“部队整顿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

回去后，廖汉生即亲自下到部队，加大整顿力度，在听取工作汇报的时候，他要求部队领导问什么答什么，不要念稿子，若准备了材料，他就带回去细看。

到了连队、哨所等一些小、远、散的单位，他就不厌其烦地询问干部战士，认不认识同来的军长、师长、团长们，说认识的，他就提出表扬，有的根本不认识，他则当场提出批评。

最终在廖汉生的带头下，南京军区自上到下焕然一新。

6月下旬到7月中旬，丁盛和廖汉生去到北京开会并汇报工作。

会上，叶帅和邓小平巍巍然坐在主席台上，叶帅发表总结讲话，特意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还有个别同志不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以后部队对此类事情要顶住。”

尽管当时叶剑英并没有点名“个别人”是谁，不过台下的廖汉生心里却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因为在南京军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已经了解了叶帅和邓小平当初在他临行前所言，华东地区情况复杂是个什么情况了，自然也知道叶帅所说“个别人”指的是谁。

会后，叶帅又将丁盛和廖汉生叫到西山驻地，郑重地告诉他们：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江青等人，要他们不要搞小团体。

基于此，叶帅特意提醒：“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

廖汉生闻言，心里的猜测得到验证，当即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而也正是叶帅当时的这番话，使廖汉生心里有了警觉，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同叶帅口中“个别人”的一些行动进行了坚决地斗争，而丁盛却最终没能将叶帅的话听进去。

不过，1975年总结下来是好戏连台，叶帅和邓小平发起的一段全面整顿，取得了重大成效。

而廖汉生稳住了南京军区，进而坐稳了华东大局，为1976年发生的事情打下了基础。

因为继1975年全面整顿后不久，邓小平就经历了人生第“三落”，受到批评，而叶帅也被宣布“生病”，停止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不过所幸，军队的实际大权还由叶帅有力掌控着。

1976年10月6日，叶帅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毛主席点名批评过的小团体。

而与此同时，距离上海最近的南京军区，有丁盛和廖汉生坐镇，他们二人时刻关注着上海的动向。

廖汉生干脆利用临近冬季，部队将野营拉练的传统，将驻扎在江苏的第六十军和驻浙江的第一军分别向东拉。

就这样，上海的安宁得到保证，华东局势最终被稳定下来，中华大地迎来了新局面。

1980年，廖汉生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1982年底，他主动提出从军区领导岗位退了下来，自此结束了54年的戎马生涯。

2006年，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自此结束了他革命战斗、赤胆忠心的一生。

回想从前，廖汉生、叶帅等当年所为依然是那么地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尽管如今老帅们均已辞世，而他们的精神和功勋不朽，必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