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一段非同一般的南巡历程。

9月12日，毛主席的专列秘密停靠在了北京丰台站，这场南巡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结束了。

专列在丰台停稳以后，毛主席没有下车，而是直接在车上召见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以及吴忠四人。

并同4人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地谈话。

谈话结束，正当四人准备离开之时，毛主席却单独留下李德生，指示他，调38军一个师进北京。

而也就是毛主席的这项指示，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毛主席在火车上都谈了什么？又为什么做出此指示呢？

“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

岳素花

这是毛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共同誓言，而在毛主席专列的列车长岳素花回忆看来，1971年毛主席的那次南巡，其实是毛主席保卫了他们。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的专列南下，专列一路上都是走走停停，似乎和往常一般，但实际上却是不同。

专列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做停留，而每次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毛主席很少休息，每到一地都要和各地的主要领导人进行谈话，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

凡此种种，都让那时还只是一名普通专列乘务员的岳素花感觉到了这次旅途的非同一般。

9月10日晚上，专列抵达了上海，9月11日上午，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这次谈话结束，已经中午12时半，列车上正在开饭，而毛主席则指示，马上开车。

列车领导闻言，当即回答：一切听从首长安排。

就此，专列离开上海，正式结束南下行程，呼啸北上。

这时，按照往年的惯例，专列将先后抵达南京、济南、天津等几个大城市，毛主席或在这几个地方停留，晚些时候才会到北京。

汪东兴、毛主席

一路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南巡的时任中央办公厅厅长汪东兴回忆，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会外出巡视，往往都是在国庆前出巡，一路下来，预计在9月25日左右返程。

可是1971年这一次，当专列驶离上海，于傍晚时分较预定时间提前10分钟安全抵达南京时。

许世友一早就在车站等候，而毛主席却没有下车。

汪东兴、许世友

最终，专利只在南京站停留了15分钟就又开动了。

而后，专列相继抵达蚌埠、徐州、济南、德州和天津西站，而毛主席专列全程未作停留，中途没有见任何地方首长。

就这样赶了两天，9月12日13时，专列进入了北京，并停在了丰台车站。

彼时，对于这个站，专列工作人员都不是很熟悉，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个兵站。

不过总算是回了北京了，包括岳素花在内专列上的工作人员都放下心来。

不一会儿，大家就见一些首长从北京过来，上了毛主席的专列，并在专列上待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丰台车站也成为了专列一路停靠时间最长的车站。

而这些其实都是毛主席掐算好的，原来早在天津站时，毛主席就叫汪东兴和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以及吴忠四人到丰台车站等候。

这四人无一例外，都是当时北京军政领导人。

李德生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当时接到这个电话，在家，刚准备用午饭，接到张耀祠从天津打来的电话，他当即匆匆扒了两口饭，按时赶到了丰台车站。

这时，中央警卫团也已经在车站布置了警卫，纪登奎、吴德、吴忠三人先后到达。

接电话通知的他们开始还不知道，此行是为了什么。

因为往常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一般都由秘书处打来电话，详细告知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需要带的文件，而这次的通知很是紧急，只说了时间地点，却没有告诉他们去干什么。

而当他们看到毛主席的专列缓缓进站，停在专用车道上时，才反应过来。

不过，毛主席乘专列返回北京，很少会在中午抵达，大家不禁感到惊奇。

正在这时，汪东兴就走下专列，邀请大家一同登上了毛主席的专列。

众人只见毛主席端坐在车厢的沙发上，周身凝结着一种泰山崩于前而岿然不动的从容，手指间还夹着一支香烟，整个人神采奕奕。

见到4人，毛主席就站起身来，一一同大家握手，并招呼大家坐下。

大家就座后，毛主席点燃了烟卷，不紧不慢地询问李德生：“你这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怎么样啊？”

李德生就如实回答道：“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来，不过能看出来，他们对我们同美国的交往态度，是有保留的。”

毛主席听到这里，就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一针见血地分析道：“他们是想要我们把美国拖住，怕美国一旦从亚洲撤走，会增加他们的压力嘛。”

众人听到这里，纷纷点头，车厢内的气氛一时间轻松起来。

而就在大家的笑声中，毛主席才从容不迫地切入了正题。

作为毛主席一手提拔的将领，李德生当时自然清楚，这正是毛主席的谈话艺术。

毛主席讲话，从来不是上来就高谈阔论的，而是在讲正题之间抛个引子，调动起大家的气氛，然后自然而然地切入正题，将所要讲的深入浅出传达给其他人。

借由刚刚阿尔巴尼亚的话题，毛主席似意有所指，又似漫无目的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路线上的正确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紧接着，毛主席又打着手势解释道：“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 纲就是网上那根绳子，而目就是渔网上一个个的眼。如果讲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们今天是讲纲。”

就这样，毛主席从党的历史讲起，自然而然将话题转移到了庐山会议上的阴谋，而后又谈到了林彪，及其相关的人。

最终，在丰台车站毛主席专列上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期间主要以主席讲话为主，四个北京军政领导则静静地听着，偶尔插话，要么回答主席的问题，要么提问，另外还不时进行着记录。

李德生听得更是认真，在此之前，他是由毛主席亲自调到北京工作的，而他在被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之前，毛主席更曾语重心长地叮嘱他：“把屁股坐到北京军区来”。

北京军区的战略地位向来是十分重要的，肩负着保卫首都的光荣使命。

当这场谈话结束，李德生准备同其他三人一同离开之时，毛主席却专门留下他，并交给了他一项任务，从驻扎在河北的38军中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权调动军队的只有身为军委主席的毛主席，即便是调动一个排也要得到毛主席的批准。

作为战将的李德生这时已经隐约感到，毛主席已经估计到可能“有变”，要防止发生大的变故，这对李德生是莫大的信任。

李德生当即领命，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军区机关驻地。

因为那一天恰好是星期日，李德生即让作战值班室紧急通知军区陈先瑞政委等几位主要领导同志赶回作战值班室。

人到齐后，李德生即传达了毛主席的命令，并同众人就毛主席“调动38军一个师进驻南口”的指示进行了研究部署。

所谓南口，具体位于北京西北，往前就是八达岭，八达岭地势高峻险要，有着极高的军事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口再向北则是张家口，对于捍卫京事重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尽管对于这些，包括李德生、陈先瑞在内的高级将领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身为军人，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很快就按照毛主席指示完成了部署。

部署调动结束后，李德生离开北京军区，回到家，忙活了一下午，已经到午饭时分，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又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参加一早就确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主要为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10点多，突然，有工作人员将周恩来请了出去。

会场内众人就等在那里。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最终证明了李德生在此之前按照毛主席指示完成的军事部署，是多么的重要，而毛主席对这些早已胸有成竹。

午夜12点，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了电话间，交代说林彪要乘飞机跑，要他立即到空军指挥室去。

李德生闻言，定了定神，当即赶到了空军指挥室。

由李德生坐镇指挥，事情才总算解决，大局也稳定下来。

而这期间，包括岳素花在内毛主席专列的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列车，随时待命。

岳素花后来回忆说，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也是十分特别的，因为以往他们每次陪同主席外出，任务结束后一般都会休息两天。

但是这一次却与众不同，9月12日专列抵达北京站后，毛主席径直回了中南海。

而专列工作人员也则都回了家，吃了晚饭，睡了一觉，正当大家以为会照例休息两天的时候，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接到了通知，要求全体人员一级待命。

大家于是纷纷收拾东西，回到专列上，自9月13日开始，一直到9月底，大家吃住都在专列上。

尽管大家不明所以，但是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始终牢记着“要把专列当做流动的中南海”，随时保持着一级待命状态。

一直到9月28日，铁道部专运处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将近半个月吃住在专列随时待命的专列工作人员才恍然大悟。

后来随着更多真相浮出水面，更多材料被揭露，大家也才明白，1971年的毛主席的那趟南巡是多么的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而毛主席凭借他异于常人的警觉敏锐和举重若轻的处事办法，一路上从容不迫，掐算好时间，打破常规，指挥专列提前行动，顺利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丰台兵站接见李德生等四人，尤其是最后单独留下李德生，指示他部署谋划，最终成功化解了危机。

而1971年的这一次南巡之后，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了，再往后三年的时间里，毛主席都没有再离开北京。

一直到1974年，毛主席才又踏上了南巡路途，这一次南巡为期九个月，也成为了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南巡。

彼时，岳素花已经升任毛主席专列的列车长了，这一次的南巡结束后，毛主席回到北京。

而岳素花一直期盼等待着主席的下一次出行，但是最终没能等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病逝，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悲痛。

很多人为国家未来感到迷惘，而岳素花因为见识过主席指点江山化解危局稳定大局的本领，更加为国家失去主席而痛心迷茫。

不过所幸多年过去，主席虽已逝，但是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被继承下来，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这也是对一代伟人毛主席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