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发生过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草地分兵。

25年后，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的时候，提及这段历史，更曾将其视作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而当年草地分兵后，有4位出身中央红军，曾坚定跟随毛主席的高级将领更一度站在对立面，这些都不禁让毛主席顿生无力感，以至于多年后回想起来依旧记着。

所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站在不同方向的都有谁？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也是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30军副政委李先念率领先头部队最先抵达，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李先念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此之前一早就听说了井冈山有个“朱毛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并学习不少毛主席有关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理论，很是受用，所以当他大概在一个月前听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为了欢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徐向前命令红四方面的红军指战员打草鞋，织毛袜，捐慰问品。

不过尽管如此，当李先念最先同中央红军会合时，依旧为准备工作不充分而感到抱歉。

李先念晚年回忆说：“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甚至补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争吵的。”

更可以说，全体红军指战员当时从上到下都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打心底里为会师一事感到高兴。

不过这种喜悦的氛围却没能持续很久。

6月25日，毛主席、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央红军主要领导人一起迎接赶来参加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的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

当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历经敌人围剿，长途跋涉，个个近乎衣衫褴褛，兵力也大幅减员的状况之时，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表情。

参与了那次会面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回忆说：“（初见）张国焘，直观印象他是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他当时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在行政上的权力。”

李德

后来证实，当时红四方面的兵力确实是中央红军的几倍之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最辉煌鼎盛的时期，红四方面的人数实际上已经达到了8万，而中央红军历经长征途中敌人的围追堵截，同红四方军会师之时只剩1万余众。

也正是在一、四方面军如此差距悬殊的兵力对比之下，作为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张国焘野心和权力欲望急剧膨胀，开始向中央索取更多的权力，还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为了维护团结，尽快北上，中央只能尽可能地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做出让步。

毛主席当时分析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要他只当副主席，同恩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

张闻天

张闻天就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毛主席又道：“不行，他要抓的是军队，你让他做总书记，他不定还不满意呢，况且真的让他当上了，恐怕还有更多麻烦，（要我看）就让他做个总政委吧。”

于是，经中央方面几经协商让步，张国焘终于当上了总政委，这之后，他才勉强同意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集中。

结果到了毛儿盖，张国焘又撂挑子不干了，不走了，开始对遵义会议（该会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中央领导地位）说三道四，并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不达目的决不进兵。

由他这样一闹，红军因此错失了战机，招致敌军更猛烈的进攻，形势不容乐观。

中央紧急召开了沙窝会议，会上，考虑到北上大局，中央极其忍耐，且再次作出了妥协。

张国焘

张国焘经过两轮索权的斗争，自觉摸清了中央的底线，底气大增。

而徐向前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曾提及，当时政治局吵得很厉害，而他当时唯一关心的是，要赶紧走，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要命第一。

紧接着，沙窝会议会后，红一、四两大方面军正式混编为左、右两路军。

中央红军红五军团改编的红5军以及红九军团改编的红32军编入了以红四方面军力量为主的左路军中，由朱德朱老总和张国焘率领；而四方面军第4、30军和一方面军的1、3军团编入右路军，由毛主席、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

按照原计划，左右两路军当齐头并进，开始北上征程。

徐向前本就赞同毛主席主张的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的军事计划，所以由他率领的右路军一路神速，还一举歼灭胡宗南的一个师，占领包座，顺利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

而和右路军的神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迟迟不见动静。

朱德

这期间，朱老总和张国焘几经周旋，编入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将领也不停催促，张国焘才同意北上，但是行军依旧十分延缓。

徐向前和陈昌浩在右路军中得知情况后，接连给张国焘发去急电，甚至在电文中用到了“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这样犀利的用词。

张国焘收到电报，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不敢再无限期拖延了，才下令左路军第一纵队进入草地，第二纵队迅速跟进。

毛主席时刻关注着左路军的行程，期待着张国焘能以大局为重，率左路军北上。

结果最后还是事与愿违，部队开拔没多久，张国焘又出尔反尔了，连日来尽找借口，什么“久雨不晴”、“河水连日不降”等等，后来均被证实根本不是事实。

董振堂

编入左路军的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团长董振堂特意找到张国焘，表示草地河水其实是浅底平川，完全可以过河，结果却遭到张国焘秘书的破口大骂，甚至被当众扇了耳光。

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董振堂只得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朱老总这时也才明白，张国焘哪是觉得河水深有危险而不行军，是他根本不想北上。

1935年9月8日，这时的张国焘已经不屑于继续找借口，而是选择了破釜沉舟，同中央“撕破脸皮”，他自视看破了陈昌浩和徐向前不愿意将亲手拉扯大的红四方面军撕成两半的心理，直接以强硬的语气发电命令二人率右路军南下，甚至完全不提及向中央转呈电文。

时任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这封电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即向中央汇报。

毛主席

毛主席紧急抄录了电文，同张闻天等商量过后，一直认为，中央若再滞留于此，后果恐难预料，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会打起来。

眼见局势恶化，毛主席同徐向前进行了简单谈话，了解到徐向前不想红四方面军撕裂的心理，不再多说什么。

9月9日，中央遂决定单独北上。

红四方面军原本编入右路军的将士们一早醒来，就发现中央红军已经全走了，不明就里的红四军战士甚至给陈昌浩和徐向前打电话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还是不打？”

徐向前

徐向前当时虽然对眼前的情况也很懵，但是听到电话那头这无厘头的提问，还是当即严厉回答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于是避免了一场悲剧，而红军两大主力则就此分兵。

由于事发突然，原本留在左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将士们的处境便很尴尬，像是朱老总、刘伯承以及董振堂等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草地分兵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奉张国焘的命令折回草地再度南下，不过还没等二人抵达会合，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于9月13日召开了阿坝会议。

会上，朱老总被要求同毛主席等划清界限，朱老总就淡定地坐在那里，直言：“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你可以把我劈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除此之外，朱老总反复讲述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并劝诫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而和朱老总等一直在坚决作斗争的同志们相比，有四位中央红军将领的立场就没有那么坚定了，他们或受胁迫，或受蛊惑，站在了对立的错误的方向。

10月5日，卓木碉会议召开。

彼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已经率部同张国焘会合。

张国焘

张国焘似乎更加神气了，他明目张胆地另立中央，自命“主席”，并在会上要求与会者一一表态。

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这段历史时曾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会场内气氛紧张，大家都不想做出头的那一个。

张国焘也知道要自己麾下的人发言不好服众，于是不怀好意地指定原中央红军的高级干部们发言“表率”。

而其中几位出言激烈的，当属原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团长罗炳辉以及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他们都曾长期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如今突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不禁令会场内众人哗然，也一度误导了很多人。

毛主席、朱老总

所幸后来，在朱老总的坚持斗争和带领下，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还是在1936年10月9日，于甘肃会宁完成了胜利大会师，此前被张国焘带走的部队最终回到了延安，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和第5军则奉中央之命重新组成了西路军。

首先就要说到罗炳辉，他的人生经历很是传奇，曾在旧军队（滇军）当兵，1929年参加了红军，作为红九军团主要指挥官，他展现了极高的军事才能，用兵如神，多次主持指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殿后任务，但也正因如此，红九军团在长征时期的损失是极大的，长此以往，罗炳辉心中难免有情绪，最后在卓木碉会议一股脑宣泄了出来，而这正好被张国焘加以利用。

罗炳辉

后来，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被粉碎，三大主力胜利大会师时，回到延安的罗炳辉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毛主席评价他“正派耿直”、“在滇军中是革命的”，对他还是很信任的，后来，罗炳辉将军立下赫赫战功，曾任新四军副军长，可惜的是，连年征战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1946年6月，罗炳辉将军就病逝了。

其次是何长工，他作为红九军团和罗炳辉搭档的政委，一些心路历程和罗炳辉是十分相近的，不过他参加革命更早，1927年就跟着毛主席参与了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而在关键时刻，他却拒绝了其他中央红军同志带队伍去找中央的提议，并在卓木碉会议上表态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这不禁令左路军中原中央红军的同志们大失所望。

何长工

后来，何长工同样也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表达了自己的悔意，作了检讨，中央也接受了。不过这段经历对何长工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他之后基本就是告别军队一线了，在延安先后任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解放后任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东北局军工部部长、1980年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何长工

何长工在晚年回忆起支持张国焘的那段经历时坦言：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有部分跟着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有很多曲折和压力，但最主要的还是我犯了主观错误。

然后是李卓然，和何长工一样，他也是一位早早入党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习过一段时间，还曾担任过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可以说是主席亲近之人。

李卓然

早期毛主席经历低谷时期，身上没有职务之时，李卓然曾毫不避讳地力挺毛主席，遵义会议上他也是支持毛主席的，结果他在卓木碉会议上却犯了糊涂。

卓木碉会议后，李卓然成为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最高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后来，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要和前文西路军区分开来），为掩护红军主力近乎覆灭后，李卓然最终回到了延安，基本告别了一线军旅生涯，开始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9年逝世，享年90岁。

最后就是邵式平。革命早期，邵式平的地位是很高的，是红十军的创始人之一。

邵式平

“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 ，打倒土豪为人民。”这首革命民谚流传于赣东北，更表达了江西人民对方志敏、邵式平的敬仰之情。“朱毛”、“方邵”能够并列在一起，也足可见邵式平当年的革命业绩之丰。

而邵式平先后两次公开发言支持张国焘，成为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不过，和前面三人一样，毛主席最终还是原谅并选择了重新信任他。

邵式平

建国后，还是毛主席点名让他担任了新中国首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最后，邵式平回到了自己革命的起点江西，并将余生都奉献给了江西，他在那里一干就是16年，1965年，邵式平在江西南昌病逝，终年65岁。

综上来看，四位曾经支持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中央红军高级将领，除了罗炳辉将军早逝之外，其他三位都亲眼见证了革命的最终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也都一直任职，毛主席和中央没有因为他们一次的错误就完全否定他们。

不过回顾几位的一生，又足见革命立场问题之严肃和坚定立场之重要性。

几位无一例外都算得上是高开低走，而朱德朱老总以及徐帅徐向前等的人生际遇则大不相同。

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一个人一辈子永远不犯错误也很难，重要的是，走错了还能重新回到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