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静的一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廖汉生坐镇南京军区，最终做出了重要贡献，稳住了大局。

1975年2月，廖汉生正式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

出发前，叶帅和邓公就已经同他说明，南京军区情况的复杂性。

邓公更是直言：“华东问题复杂，其中浙江问题尤其多，而南京军区一直无能为力。”

而刚重新工作不久的廖汉生依旧毅然领命。

且他不但自己去南京上任，连家也一起搬了去，他的老伴白林那时候脚骨骨折，廖汉生就将她背着一起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

到了南京后，廖汉生还是老脾气，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如果其他人不讲，他就一定要讲出来。

往后不到一年间，廖汉生的全力配合叶帅和邓公整顿军队，顺利解决了南京军区的干部配备和部队调动问题。

在南京军区管辖范围内情况最为复杂的浙江省军区进行宣讲时，廖汉生更是无所畏惧，直接把话挑明了说：“不管你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现在……我相信广大干部、群众都是好的，我们军队尤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坚决服从命令。在座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贯彻，工作上要互相支持，不能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也正是在廖汉生亲自操刀对南京军区领导作风以及部队作风进行的整顿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南京军区自上而下被调动起来，一些复杂问题得到解决。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北京方面却突传噩耗，并伴随着出现了新的变数。

1976年1月，廖汉生带领军区工作队沿长江经镇江、江阴、沙洲、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一线，勘察地形，视察部队。

正当廖汉生在无锡驻军营区稍作停留，准备继续出发的时候，惊闻：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廖汉生当时即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中，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但已经隐约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

果不其然，总理逝世仅1个月后，1976年2月8日晚，廖汉生就接到了时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宝奇打来的电话。

李宝奇在电话中向廖汉生谈了参加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的情况。

李宝奇

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上海市一些人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了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邓小平所主导的全面整顿。

此前总理在世时，力主邓小平复出，甚至拖着病体为邓小平复出铺路，看到邓小平在1975年着手全面整顿取得的成就甚为欣慰，甚至曾在生前最后阶段进手术室前拉着邓小平的手，用着最大的力气说道：“小平同志，这一年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这番话说的意义明显，周恩来总理旗帜鲜明地对邓小平工作作出了肯定。

而总理逝世后，一些人还是坐不住了，发起了对邓小平整顿工作的批评。

而远在南京军区的廖汉生一接到上海警备区报告的情况，当即向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十天后，廖汉生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去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

19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廖汉车径直步入。

与众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从起名开始，就显得不寻常，因为这次会议叫做“十二省市负责同志打招呼会议”。

由中央政治局召集，参加者为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12省、市、自治区和沈阳、北京、济南、南京4大军区及所属军区的老、中、青负责同志，还有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

中央政治局委员更是集体到会。

但是在一众与会人群中，却独独不见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身影。

此时，由上海一些人一开始在上海市委党员大会上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调子已经传到了北京，打招呼会议进行期间，批评邓小平的调子始终降不下来。

而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民意，很快就招致了人们的不满。

一方面，人们对一些人批评邓小平的种种做法越来越看不下去，另一方面，人们也更加怀念周恩来总理，再加上清明临近，人们的情绪达到一个临界值。

南京街头与长江大桥上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些群众自发张贴的标语，点名或不点名地指向那一帮人。

从上海开往北京的一趟列车，在途经南京的时候，车厢上面被人们刷上了长长的标语，然后火车直接将标语带到了全国跑。

也就是因为这个标语的事情，廖汉生当天晚上就接到中央军委的电话，询问他南京的情况，他当即将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进行了如实反映。

第二天上午，江苏省委常委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就召开会议，传达4月1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要求对贴标语的事情进行彻底追查。

而这还没有完，不到两周后，4月14日，廖汉生和丁盛以及江苏省委彭冲、杨广立4人被同时召去北京。

4月16日晚，自上次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开会，却不见叶剑英和邓小平身影后，廖汉生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这一次，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到场了，但是整个会堂内的气氛却比上一次还要沉重。

彼时，邓小平身上的职务已经被撤销了，他经历了人生历程中的“第三落”，而叶帅也被宣布“生病”，停止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廖汉生等一步入会场，接替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就对他们说了句：“你们要注意。”

一向敏锐的廖汉生预感事情不太好。

不一会儿，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宽敞的东大厅里一边坐的是除毛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而从南京赶来的彭冲、杨广立、丁盛和廖汉生当时就坐在另一边。

这种场面别提多压抑了。

会议最终由华国锋主持召开，他首先说明：找你们来，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

接着，华国锋又点出会议的主题：今天政治局请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同志，江苏省委彭冲、杨广立同志到中央来谈一下。

至于所谈内容，就是十多天前南京贴标语的事情。

华国锋直言：“上次打电话要你们认真追查一下，这次又专程找你们来，谈了就回去。”

紧接着，会议主持人便开始提问：彭冲和杨广立谁汇报？

杨广立说：“彭冲同志汇报。”

于是，彭冲也不含糊，直接讲了几句。

这时杨广立没忍住，插话上来，结果两个人所讲出现不一致，彭冲当场就被江青等人批了一通。

再然后，轮到南京军区汇报，原本应该是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先讲。不过他对廖汉生说：“我精神不好，还是你先讲吧。”

于是廖汉生就先做了汇报，结果还没等他讲几句，就有一人插话说，针对某事件，他讲话说了三个“好的很”，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报却在报道的时候，删掉了其中两个。

这时，就另有一人帮腔道：“《人民日报》就没有删嘛。”

这时，江青听说了这个事情，就指着廖汉生质问道：“你是政治委员，你为什么不制止？”

廖汉生闻言，当即觉得无可理喻，直接反问道：“我在北京，我怎么制止？”

对面提出这个由头的人被怼，一时间哑口无言。

而到了这个时候，廖汉生已然察觉到，这次会议的矛头似乎主要是冲着率先开口发言的彭冲和他的。

接下来，江青等又轮番上阵，先后讲话。

他们所言中心思想大致相同，那就是针对南京贴标语的事情进行批评，再有就是认为事情发生后，南京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够有力，且没能及时彻查。

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及了之前发生过的一些类似事情，翻起旧账，认为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且江苏各地，尤其南京，相较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标语搞得早，面很广，也因此造成的影响比较大。

最后归结到，南京方面一开始的认识便不足，最近的事情发生后，中央发了两个电话通知，而江苏省委、南京军区的态度还是不够明朗，查得也不力。

坐在对面的廖汉生就这么听着，一直没有作声，脸上看不出神情，又似乎是在忍耐。

等到江青在发言中，再次指责廖汉生“欺负”他人时，廖汉生火了。

因为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话了，廖汉生他当场就顶了回去：“今天是在政治局召集的会议上，我工作中有错误可以检查，政治局也可以派人来查，但我没有欺负他人。”

对面的人似乎没想到廖汉生会突然发火，被廖汉生一呛，有些怔忡。

这时，会场里的气氛已经越来越紧张了。

有人率先回过神来，开始打圆场，对廖汉生说：“她开个玩笑嘛。”

江青听了，也立即接了话茬，改口说：“哎呀，开个玩笑。我们都是老熟人嘛！”

接着她又说：“你们部队在沙家店战斗打得很好嘛！”

经此一打岔，谈话话题一下子被扯到1947年的西北战场上去了，会场内的紧张气氛也略微好转。

最后，政治局要求：回去以后，必须接受教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严肃追查。

谈话就这样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时，才总算结束。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政治上一举取得胜利。

10月7日一早，廖汉生就接到中央军委陈锡联的紧急电话通知：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

上午时分，中央派来的一架专机即抵达南京，最终将包括廖汉生在内的上海、江苏以及南京军区的负责人全部接到了北京。

下午4时，专机抵达北京，廖汉生住进了京西宾馆。

按照以往开会的惯例，廖汉生住下后，他的秘书当首先向会务组报到。

不一会儿，秘书回来了，向廖汉生陈述，这次会议没有会务组。

廖汉生对此感到奇怪，于是又去问了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他们也不知道。

晚上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随行工作人员不用跟去。

廖汉生接到通知，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起身下楼。

出了京西宾馆，军委办公厅派来的红旗轿车已经等在那里。

廖汉生等即坐上车，红旗轿车很快就驶离京西宾馆，朝着西北方的郊外驶去，最终停在了玉泉山9号楼。

这里是叶帅的住宅地，会议在这儿开，廖汉生觉察到了什么。

等到他下车后，不一会儿，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以及济南、武汉军区的负责同志们也相继都到了。

人一到齐后，华国锋即在会上宣布，党中央采取了坚决措施，现在隐患已除。

闻言，会议室里当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廖汉生鼓着掌，打心里十分高兴，与此同时，他也预感到，中央派专家找大家来，一定还有什么重要任务。

果不其然，通报情况后不久，中央领导人就专门找廖汉生谈了话，要求他回去后，一定要稳定华东地区。

一如一年多前受命赴南京出任军区政委一样，廖汉生再度领命，而这时候的他，信心和决心较之从前更足了。

回到南京后，廖汉生当即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范方案。

最终在廖汉生的坐镇下，上海以及整个华东地区没有出现一点差错，局势得到稳定。

自此，廖汉生终于达成了叶帅和邓小平最开始调他到南京初衷。

1977年，邓小平完成人生“第三起”，重新出来工作，而廖汉生也在这一年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而后不久，廖汉生又调任沈阳军区政委，在任上为稳定部队作出很多重要工作。

1983年后，廖汉生自请离开了军区领导岗位，并在之后的岁月里，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土家族出身的将军，他每年近乎一半的时间，都要下到基层去，对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更尤为关注。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公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廖汉生将军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则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不仅将话挂在嘴边，更记在了心里，落实到了行动上，他们不畏人生起落，毅然领命，重整河山，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们的革命业绩必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