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江姐江竹筠被叛徒出卖，在歌乐山英勇就义，同样被关押的郭德贤悲痛欲绝。她不仅因江姐的死而伤心，更因为害死江姐的人，正是她的丈夫！
1949年11月14日，被关押在渣宰洞集中营的江竹筠，因为不管如何严刑拷打，都不肯说出我党的地下情报，被押送到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英勇就义。
消息传到5公里外的白公馆的集中营里，让里面幸存的十几个地下党员都心痛不已。
然而，其中心情最为复杂的，是年仅25岁的郭德贤，因为造成江姐以及其他同志牺牲的罪魁祸首，正是她的丈夫蒲华辅。
要说这蒲华辅，以前也是个大好青年，在大革 命时期就入了党。
但在领导铜梁县农民武装暴 动时，因为失败而被敌人抓住，关押了三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在重庆才重新和党组织联系上。
他和郭德贤同是地下党，当时表面上，俩人一个是成都成城中学的地理老师，一个是重庆中新沙厂的老师，一来二去，两人就从友谊进一步发展，最后结为了夫妻。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能更好的开展工作，郭德贤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跟着随蒲华辅，帮忙掩护地下党的工作。
但和从15岁就开始参加革 命的郭德贤相比，蒲华辅做起事来，不仅非常草率，而且养尊处优惯了，心智不够坚定，胆小怕事，平日说话也细声细气的。
某一天，马识途和王琴舫发现有人监视他们刊印书籍时，马上就将油印机搬到了蒲华辅家中。
谁知蒲华辅看到他们来，一改往日低声说话的习惯，大声呵斥：“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能把这东西搬来？”
马识途赶紧解释：“只要两个钟头就印完了，印完我马上拿走。”
但蒲华辅却不容商量，勒令他们必须马上离开。
王琴舫觉得奇怪，说老马印刊物冒着生命危险，蒲华辅怎么一点人情都不通，结果蒲华辅依旧十分固执。
最后连马识途也生气了，“油印机放我那里一年多，你都说不会有危险。现在我搬来这里暂时放两个钟头，你就害怕成这样。”
最后，马识途和王琴舫两人只好冒着风险将油印机搬到其他地方。
这样怯懦的性格，也让特务盯上了蒲华辅。1948年底，几个特务偷偷跟着蒲华辅，趁其不备，将蒲华辅、华健、周生、韩三思等人全部抓进了娘娘街38号保密局的审讯室。
一开始，特务们对蒲华辅进行拷打时，他还咬牙扛了下来。
但当特务使用了“火背篼”这种酷刑，也就是让他背上煤油桶，然后在里面放上烧红的木炭时，蒲华辅没多久就撑不住，跟特务求饶了。
他不仅说出了自己在党内的职务，甚至还将党组织和相关同志都说了出来了。
后来，特务徐远举又对敲诈蒲华辅，让他又供出了更多的同志，其中就包括江姐的原型江竹筠，以及蒲华辅的妻子郭德贤。
好在蒲华辅被抓之后，郭德贤就急忙将所有文件销毁了，因此当特务来到家里搜东西的时候，什么关键证据都没找到，只能将郭德贤关进白公馆的集中营。
特务同样对郭德贤严刑拷问，但郭德贤比蒲华辅的意志要坚刚得多，不管怎么逼她，她都没有开口。
只是，看着被关押进来的无数同志，以及五公里外的渣宰洞里还关押着几百名同志，郭德贤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是当她知道，背叛者居然就是自己的丈夫，她更是感觉一阵晴天霹雳。
可她不能一直沉溺在悲伤之中，身陷囹圄，她必须和同志们尝试用各种办法从监狱中突围，只可惜一直没能成功。
在监狱里的日子非常艰难，但当1949年，他们得知新中国成立时，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虽然无法敲锣打鼓的庆祝，但他们互相用shou铐和脚铐相碰，以此来倾诉心中的激情。
当时同样被关押的罗广斌（《红岩》的作者），激动之下，拆下了自己的红铺盖，和几位战友用手撕出黄色的纸，粘出了一面五星红旗。而这段故事，后来被罗广斌嫁接到了江姐的身上。
此时，特务们担心监狱会被发现，开始分批杀害关押的地下党同志。到了11月27日的晚上，白公馆集中营里只剩下了19个人。
而当时渣宰洞打算杀了还关押着的200多个同志，由于人手不够，就将白公馆的刽子手全部调了过去，白公馆只留下了1个人看守。
郭德贤等人早就试图说服看守，好在看守最终弃暗投明，在最后一刻打开了牢门，让郭德贤等人得得以拿着自制的五星红旗，冲出了牢笼，迎接光明。
只可惜，在这次突围的过程中，郭德贤和她的女儿失散了，后来靠着在《大公报》上登报，母女俩才得以重逢。
但因为丈夫成为了叛徒，害死了不少同志，郭德贤也受到连累，即便马识途等人多次为郭德贤作证，她的党籍也迟迟没能恢复，直到1983年，她才终于恢复了党员身份。
解放后的郭德贤一直活跃在教育第一线，为年轻人讲述她年轻时的经历，讲述那些烈士们曾经历的痛苦，情到深处，难以自抑。
2022年12月21日，98岁的郭德贤同志因病逝世，但她和其他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烈士的意志，永远熠熠生辉。
羽扇
甫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