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这本书里，讲述了一个被巨富们控制的东南亚。

书中所指的东南亚，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再加上中国香港。

在互联网新经济诞生之前，这些地区的富人有多有钱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福布斯》杂志的年度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前25名中有8名来自东南亚。

当时这个地区的人均GDP才2000美元左右，但是，在世界最富有的25个人里面，东南亚却占了1/3。

这8个巨富的名字，有些人，我们很熟悉。

中国香港的李兆基、中国香港的郭氏兄弟、中国香港的李嘉诚、菲律宾的郑周敏、印度尼西亚的沃诺维约家族、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新加坡的郭令明、中国香港的郑裕彤。

香港地产四大天王，赫然在榜。

这些巨富不仅仅是有钱，其实他们的生意已经深入到所在地区的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香港的李嘉诚家族，你在和记黄埔打工，赚到的钱，买长江实业的房子，去百佳超市买日用品，打电话用的是和记电讯，你交的电费是香港电灯......

当然，你交的煤气费，不是给李嘉诚，但是给另外一个姓李的，叫李兆基。

香港地产四大天王，控制香港的，不仅仅是地产，是香港的方方面面，你吃喝拉撒，都是他们旗下的产业，哪怕想离开香港，机场码头也是他们的。

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目的地，不是美国，而是东南亚。

早在16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已经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人移民到这里。

和欧洲移民去了美国后，把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杀光不同，东南亚的移民和当地土著是几乎是和平相处，东南亚土著至今仍然是当地人口的主体。

以马来西亚为例，目前的人口比例为马来人69%，华人23%，印度人7%，其他民族1%。

当地土著与大批外来移民长期共存、相互融合，这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

早期到达东南亚的移民主要是从事贸易的群体，他们头脑精明、富有商业冒险精神。

这些外来者与本地人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分工：本地贵族拥有政治权力，而移民精英依附于本地贵族，负责帮他们打理当地经济。

比如，泰国王室向波斯人和华人颁发了大量的垄断经营许可证，像屠宰动物、贩卖鸦片等等，还让他们成为包税商。

包税商只需要向泰国王室支付一笔固定金额，就可以获得在一个地区征收税款的权利。

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的曾祖父，就是一个华人包税商。

再比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也是由本地的爪哇贵族掌握政权，而外来移民精英尤其是华人精英掌管经济。

通常，华人精英家族会想方设法与爪哇贵族联姻，以便争取到更高的政治地位。

但这都是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情况。

西方殖民者来了后，一切都变了。

西方殖民者给当地的人口结构带来了两个显著变化。

首先，在殖民时期，东南亚地区迎来了又一次大规模移民潮。

西方殖民者急需开采东南亚的丰富矿藏，并且利用肥沃的土地资源开办大规模种植园，这一切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光靠本地人是不够用的。

于是，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大量的华人劳工和印度劳工被进口到东南亚地区。

第二个变化是，移民精英的地位相对提高了。

由于西方殖民者成为最高统治者，移民精英就不再依附于本地贵族，而是和本地贵族平起平坐，大家都得服从于殖民者。

在英属殖民地，很多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被派去做官僚，帮助英国人控制当地。

直到今天，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有不少法官和律师是印度裔，这不是因为印度人特别擅长法律，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

在经济事务上，西方殖民者比本土贵族更依赖移民精英。

对于大量引进的华人劳工和印度劳工，殖民者并不直接和他们打交道，而是雇佣移民精英来管理这些人。

比如在爪哇岛，荷兰人给华人社区中的头面人物授予上尉、少校等军衔，让他们负责华人社区的人口调查、征税、罚款、甚至司法裁决。

同时，这些头面人物也代表华人社区与殖民者交涉。

在很多地区，殖民者懒得亲自进行管理和开发，而是采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直接把当地的征税权、采矿权等打包卖给移民精英。

对殖民者来说，这种管理方式是最高效的，一方面，可以以最小成本来最大限度攫取当地资源。

另一方面，移民精英为了争夺特许经营权，必然使出浑身解数来博取殖民者的好感，从而成为殖民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

那些获得了特许权的移民精英，既控制着当地的劳工社区，又成为了当地经济的实际垄断者，还拥有收税权，权力大得难以想象。

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控制东南亚的巨富们。

二战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相继取得独立。

在赶跑了西方殖民者之后，东南亚地区很快回归到了传统的权力结构：本土精英掌握政治权力，而移民精英掌控经济。

出现这种局面，不是因为外来精英有特别厉害的经济头脑，而是因为新上台的本土领导人在能力和道德上有缺陷。

新领导人的权力根基往往比较薄弱，为了巩固权力以及捞取好处，领导人需要培养一批依附于他们的商人阶层。

这些人最好是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移民，这样就不会威胁到本土领导人的统治地位。

所以，本土领导人把大量的特许经营权颁给了外来移民精英，让他们成为新一代巨富。

巨富们在获得特许经营权之后，自然不敢吃独食，而是乖乖地和领导人分享经济好处。

换句话说，政治权贵和巨富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巨富充当政治权贵的“提款机”，而政治权贵充当巨富的保护伞。

以印度尼西亚前首富林绍良为例。

林绍良是1938年才来到印度尼西亚的新移民。

二战后，印度尼西亚打响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当时林绍良帮助印方部队运送军需物资，认识了很多高级军官，其中就包括苏哈托，这个人后来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2年之久。

苏哈托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前任总统苏加诺而上台的。

上台后，苏哈托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稳固，急需商界精英的支持。

他对自己的亲信说，本土生意人不可靠，而对政治没有发言权的华商是可靠的。

这时候，苏哈托自然就想到了老熟人林绍良。

他给了林绍良一半的丁香进口垄断份额，丁香是制造本地香烟的一种必需原料，利润极高。

紧接着，林绍良又获得了面粉进口、加工和销售的垄断经营权。

凭借着垄断经营带来的巨额现金流，林绍良陆续进军水泥、房地产、军工等行业，逐渐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

1993年，林绍良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商人，变成了印度尼西亚全国首富，有媒体报道他的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洛克菲勒家族。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印度尼西亚，进而引发社会暴乱。

林绍良的政治靠山苏哈托被赶下台，林绍良不得不仓皇逃往新加坡，暴动人群洗劫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住宅，并在他家门上写上“苏哈托的走狗”字样。

可以说，林绍良代表了东南亚巨富们起家的典型模式：外来移民精英依附于本土政治权贵，靠垄断经营权获得巨额利润。

当然，林绍良的失误在于太依附于一个政治强人，当强人垮台，他的商业帝国也受到巨大冲击。

而有的巨富做得更好，他们八面玲珑、多头下注，无论新上台的人是谁，他们都可以得到当权者的庇护。

但前提是，他们只能一直经商而不可染指政治，否则就不会被当权者所容忍。

这也是为什么东南亚的华人往往是闷声发大财，很少参与当地的政治。

由于这种永远的依附地位，有学者把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巨富称为“贱民资本家”。

我们会发现，东南亚的巨富，基本上都是华人，但华人却是当地的少数族群。

华人只占菲律宾人口的2%、印度尼西亚人口的4%、泰国人口的10%。

但是，华人却控制着菲律宾45%的大公司，控制着印度尼西亚20家最大企业中的18家，控制着泰国10家最大企业中的9家。

在整个东盟的股票市场上，华人上市公司占了50%~80%。

有人就会认为，这是因为华人聪明又勤劳，要归功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正所谓，华人是“天生的商人”，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

我是最反对人种决定论的，如果这样去思考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没法去分析了。

事实上，东南亚华人和欧洲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造成的。

19世纪前，欧洲犹太人不能参加行业协会、不能从事贸易、也不能从事农耕，只有基督徒被禁止从事的有息贷款业务允许犹太人参与。

所以犹太人中出了最多的金融家。

东南亚华人的情况也差不多。

华人移民到达东南亚时，常常被禁止从政，也不能够拥有自己的耕地，只有做生意不受限制。

这样一来，华人善于经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家想想，温州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人多地少，只能出去闯世界，结果就塑造了东方的“犹太人”，不仅全国到处是有钱的温州人，全世界也是。

还有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越是成功的东南亚巨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华人文化特质就越是模糊。

道理很简单，在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巨富们需要同时和西方殖民者、本土贵族和华人社区打交道，他们需要通晓多种语言，并且拥有多个文化身份，才能够与不同群体进行无障碍沟通。

一个典型东南亚精英，至少需要精通两三种汉语方言，如粤语和闽南语，还需要精通英语和东南亚本土语言，甚至需要学会说日语，以便在战争中和日本人打交道。

很多东南亚的巨富都给自己取了本土名字，比如林绍良又叫苏多诺·沙林。

所以，东南亚的巨富的成功并不是基于他们的华人特质，恰恰相反，是基于他们身份的世界性。

巨富们像变色龙一样把自己融入到各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他们会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来选择自己的身份特征。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新加坡刚独立时，李光耀的正式名字叫哈里·李，他在美国演讲时说：“就像肯尼迪总统不再是爱尔兰人一样，我也不再是华人了。”

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他发现强调新加坡的华人传统更受欢迎，于是哈里·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

东南亚的巨富们，只有像政治家那样圆滑，才能在商界如鱼得水。

在商业上，东南亚的巨富们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靠特许经营权起家。

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垄断收益成为巨富们的核心现金流，他们以此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

在所有的特许经营权中，利润最高的可能要数博彩业。

至少有6个东南亚巨富是靠博彩业的垄断经营权起家的。

在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从1969年起获得了马来西亚唯一一张赌场执照，他旗下的赌场也是马来西亚唯一合法的赌场，林梧桐因此获得“游乐赌王”的称号。

后来，林梧桐又陆续进军房地产、发电、造纸等多个领域，但他的核心现金流还是来自赌场收入。

其实澳门赌王何鸿燊也是如此，从1961年起就获得了澳门博彩业垄断经营权，在1986年又再次获得15年垄断权。

除了博彩业，进口农产品的垄断经营权也是利润极高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林绍良，他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一半丁香进口和全部面粉进口。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被称为“亚洲糖王”，几十年来他独占了马来西亚蔗糖进口配额的85%，进而又垄断了蔗糖加工业。

中国著名的粮油品牌金龙鱼就是郭鹤年旗下的。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巨富们同样是依靠特许经营权来获得核心现金流。

都说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经济学诺奖得主、新自由主义旗手弗里德曼几十年来一直称赞香港是“自由市场的堡垒”。

但事实恰恰相反，香港经济，是被巨富们垄断的。

英国殖民者为了统治方便，一直在香港兜售各种各样的特许经营权，从电力系统、公交车、电视台等各种公用事业到纺织品的出口配额，都是一卖了之。

出售专营权的收入，占了港英政府财政收入的四成，剩下六成主要是靠拍卖土地。

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被巨富们高度垄断，市场根本不是自由竞争。

东南亚的巨富们大都不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

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容易组成卡特尔（垄断利益集团），从而财源广进。

在殖民时期的香港，普通老百姓虽然名义上交纳的税款很低，但他们所付的房租租金和生活费用却是世界上最高的。

同样，香港码头的集装箱操作费用也是全世界最贵的，比德国码头高出两倍以上，而香港的劳动力比德国要便宜得多。

这是因为香港码头也被高度垄断，李嘉诚拥有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其余泊位被郑裕彤和郭氏兄弟等房地产寡头瓜分。

长期以来，李嘉诚把从港口获得的核心现金流拿来搞房地产投机，有投行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码头收入，李嘉诚早在1980年代香港房地产崩盘时就破产了。

除了港口，李嘉诚还和英国商行怡和集团一起垄断了香港70%的百货零售和70%的药品销售，和犹太家族嘉道理一起垄断了香港的电力系统。

这些垄断经营共同组成了李嘉诚的核心现金流。

在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金融业被欧美银行垄断，它们往往只给在本地的西方跨国企业提供贷款，而亚洲商人想要获得资金，必须通过买办，付出高额的贷款回扣。

这些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向本国私人资本开放了金融业，国内私人银行的数量直线上升。

菲律宾在独立20年后就有了33家私人银行，印度尼西亚更夸张，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有240家私人银行。

几乎每个巨富都进入了银行业，甚至是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银行。

比如，总统苏哈托的子女有银行，替苏哈托收受贿赂的基金有银行，军队里不同的派系也都有自己的银行。

这些私人银行根本不是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而是成为巨富们获得廉价资金的来源。

东南亚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再加上战后东南亚经济的繁荣，这些私人银行能够吸纳到充沛的资金。

巨富们把银行资金大量贷给自己旗下的其他企业，让银行成为自己商业帝国的提款机。

印度尼西亚法律规定，银行关联贷款不能超过20%，而在实际操作中，关联贷款常常高达60%~90%。一旦那些关联企业还不上钱，导致银行破产倒闭，首先损失的是普通储户和小股东。

而如果私人银行的规模足够大，政府还会出面救助，用的当然是纳税人的钱。

无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后殖民时代，东南亚巨富们都是依附于政治权贵，靠特许经营权获得垄断利润。

他们在文化上拥有高度适应性，靠核心现金流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并且都是融资高手。

这群人是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

他们的成功依赖的是政府给的特别人情，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市场竞争力。

说到底，亚洲教父只是寻租环境下的精明生意人，他们无论是在企业管理还是在人才培养上，都没有特别的建树。

当然，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困境，这些巨富不是第一责任人。

毕竟商人的任务只是赚钱，政治家的任务才是保护社会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地区还没有真正脱离殖民时代，没有一个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精英阶层来为整个共同体的命运负责，这才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