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传统里，法家和儒家在政治思想上形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互补结构，贯穿了后世的中国历史，叫作“外儒内法”。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靠的是法家。

他以法家精神建立了秦帝国，但秦国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让帝国覆灭，连带着让法家也受后人批评，甚至后来再也没有王朝敢宣称自己靠法家立国。

但是，法家思想可没有消亡，它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中重要的资源库。

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合法性，如何让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统治？二是治理术，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

儒家的强项，是可以解决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但一讲到具体的治理术，法家的方法就更有效了。

这样，在中国政治思想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儒法互补、外儒内法的结构。

法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到了战国时代，子夏的学生逐渐察觉到，传自孔子的思想已经没办法应对战国的实际情况了，他们就要变革。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仁”的基础是“礼”，而礼的基础其实是周代那一套宗法制度。

可是到了战国时代，西周的宗法制度已经彻底崩溃了。

于是，子夏学派的门徒们开始萌发了以法令治国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诸侯国的君主会看上这批法家呢？

简单地说，儒家的重心是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但法家的重心是帮助君主树立绝对的权威，实行富国强兵的霸道。

假如你是一个一心想称霸的战国君主，当然很听得进了。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概括为八个字就是：君势为体，法术为用。

意思是说，法和术都是具体的统治方法，而核心目标是加强君主的权势。

现在问题来了，君主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是平民百姓吗？错了，是贵族。

战国的时候，七国内部哪一家都不太平，都有跃跃欲试的旧贵族想挑战国君，重演三家分晋的故事。

吴起帮助楚悼王，商鞅协助秦孝公，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君主跟平民联手，一起做掉中层的贵族。

在西周的时候，叫作“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也就是说，贵族拥有特权，不受法令的限制，只需要严守周礼的规矩。

而老百姓呢，不在周礼的调节范围之内，只能用刑罚来管理他们。

贵族和平民，上下两个等级，各有各的规矩，不能僭越。

法家破了这个法则，不管是庶民还是贵族，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令。

所谓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把秦国原来对付庶民的刑法，扩大到贵族身上。

这么做的结果，就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界限。

既然君主的敌人是贵族，那么按照法家的理论，君主又怎么干掉贵族呢？

简单地说，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拉拢百姓。

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平民耕战。

只要你勤恳耕田、拼命打仗，君主就可以奖励、提拔你。

这样，老百姓才有积极性，为国君的称霸大业出力卖命。

过去在西周分封制度里面，王权无法直接统治平民百姓，现在王权可以绕过贵族，直接从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抽取资源。

君主做掉贵族的第二个办法，是权谋。

在操弄权力的技术层面上大做文章。

法、术、势原来是几个早期改革家分别提出来的，互不相干。

但到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这里，把这三个法宝一打包，就从治理术的工具包升级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

历代统治者都对这套玩意儿非常喜欢，视为治理天下的看家本领。

韩非告诉君主，你身边有八种奸人，第一是和你睡一张床的，第二是身边的侍从，第三是家族中的父兄……

总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

怎么办？

要将所有的人都看作自己潜在的敌人，把握好三条原则：深藏不露、独自决断、独揽大权。

法家和儒家不一样，不在乎民心的向背，反而认为最重要的是君主的权威。

韩非讲得很坦率，再坏的君主也是君主，再好的臣民也是臣民，就像帽子再破也是戴头上的，鞋子再美也只能踏在脚下。

韩非这套集大成的法家理论，深得中国历代皇帝青睐。

从秦始皇一直到清代帝王，无不受他影响。

汉宣帝甚至公开承认，朝廷的制度本来就是儒家、法家掺和在一起，所谓“霸道和王道杂糅”。

像汉武帝、永乐帝、雍正、乾隆这些帝王，对外要开拓疆土，对内要摆平各种反对的声音，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他们的现实需求决定了，政权合法性要依靠儒家，但说到具体的治理术，法家才是好用的手段。

所以说，秦朝以后，虽然法家总被儒生们披上道德不正确的外衣，但是中国的皇权政治始终没有放弃法家。

在皇权手里，儒家和法家，恰恰形成了中国思想传统里特别强大的互补结构，共同塑造了中国历代皇权政治的基本框架。

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儒家好言王道，但拿捏不住权柄，而法家呢，擅长操弄权柄，却少了道德正当性。

这两者的结合，恰恰能弥补互相的不足。

所以，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外儒内法”，用儒家的王道理论，论证统治的合法性，用法家的治理术，来驾驭臣下和百姓。

要说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法家可以说是跟儒家并驾齐驱。

法家跟儒家纠缠在一起，形成外儒内法的互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