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苏联解体整整30年。

30年前的1991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只有苏联的1/10。

而30年后的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俄罗斯。

30年来，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50倍，而俄罗斯的GDP总量仅仅增长了2倍多。

不得不承认，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悲剧地沦为了二流国家，国家实力一落千丈。

甚至有人说，如今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大号的沙特阿拉伯”，曾经震慑西方世界的强大工业体系严重萎缩，国民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

中国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但也正是这场改革，把苏联的家底给败光了。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俄罗斯的这次世纪大改革。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家底。

按说俄罗斯该感到高兴，但是，大也有大的难处。

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重工业太重，企业人员冗余、效率低下；轻工业又太轻，生活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老百姓买任何东西都得排长队。

联邦政府不但没什么财政收入，还背上了一屁股外债。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急于启动经济改革，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一步是必须的，但问题在于，究竟该怎么转呢？

需要分几步走、预计用多长时间？

对此，俄罗斯的经济专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采用渐进式改革。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不可能凭空召唤出来，这需要做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从无到有地建立资本市场、商业规范、销售网络、供应链体系等等。

所以，经济转型急不得，应该在现有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逐步转型。

但是，第二种意见截然相反。

这种意见认为，传统体制已经全面崩溃，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渐进式改革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

唯一的转轨办法是彻底铲除传统体制，在一片清理干净的地基上建造市场经济。

这种激进的改革主张被称为“休克疗法”，它会在短期内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就好像一剂猛药，病人服下去之后可能会出现“休克”反应，但是开药的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一扫积弊、药到病除。

持第二种意见的经济学家团体后来被称为“青年改革派”，他们有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这些学者很年轻，其中几个核心人物，比如盖达尔、丘拜斯当时也才30出头。

第二，他们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认为改革成功的灵丹妙药就是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在苏联时期，青年改革派只是一个封闭的学术小圈子，他们从1986年起开始定期秘密聚会，探讨苏联的未来。

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上台，开始推动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

青年改革派一方面憧憬着，他们的改革建议能被当局所采纳。

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这些激进的改革主张会激怒当局，甚至是引来牢狱之灾。

但他们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历史的机遇来得这么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就从一个地下学术团体，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主要操盘手。

1991年11月的一天，青年改革派的领袖人物盖达尔，忽然接到克里姆林宫的电话，通知他被任命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由他来主持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原来，叶利钦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启用这帮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推动改革。

掌握了权力之后，青年改革派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准备用一枚重磅炸弹，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休克疗法，来一举摧毁传统经济体系。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是废除计划供应和价格管制，全面放开物价。

1992年1月2日这天，就在盖达尔走马上任不到2个月之际，俄罗斯政府正式启动物价改革，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

结果，俄罗斯经济如愿以偿地“休克”了。

在放开物价后的第七天，消费品价格上涨了6倍。

在放开物价的半年后，消费品价格上涨了10多倍，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上涨了20~30倍。

一方面，俄罗斯百姓辛苦一辈子积攒的储蓄，被恶性通胀洗劫一空。

另一方面，由于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甚至超过了消费品的上涨，企业纷纷压缩生产，让物资短缺更加严重，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对这样一场根本性的经济制度变革，俄罗斯的青年改革派既没有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做小范围的试点试运行，更没有准备应对紧急情况的应急预案，就贸然引爆了他们的“炸弹”。

这就好像，医生要对病人做一个器官移植的大手术，却根本没有考虑病人的身体状况如何、会不会产生排异反应，也没有准备任何抢救方案，就开始对病人手起刀落。

很有可能，病灶切除了，但病人死了。

青年改革派这样的举动，可以说非常不负责任。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俄罗斯经济出现了灾难性的雪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倒退，青年改革派仍然不觉得自己的改革方案有什么问题。

他们坚信，这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久繁荣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价格改革还不够彻底，政府保留了一小部分食品药品价格没有放开。

盖达尔的激进物价改革，让俄罗斯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

1992年底，消费品价格比上一年上涨了25倍，有一半的俄罗斯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二战老兵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英雄勋章来换取几条面包。

面对激烈的民意批评，盖达尔被解除了代总理职务。

如果青年改革派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许还不至于彻底失败。

然而，盖达尔并不是一个人作战。

就在盖达尔忙着推动价格改革的同时，青年改革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丘拜斯也登场了。

如果说盖达尔给俄罗斯经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那么丘拜斯就是给俄罗斯经济投下了一枚原子弹，那次爆炸之后的核辐射至今还笼罩着俄罗斯经济。

在俄罗斯，人们对丘拜斯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大部分老百姓极度痛恨他，把他看成希特勒一样的人物。

也有少数人是丘拜斯的狂热粉丝，特别是在很多外国投资者眼中，丘拜斯就是半个上帝。

丘拜斯到底干了什么呢？

他启动了休克疗法的第二步，也就是激进的私有化。

丘拜斯也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

青年改革派相信，俄罗斯要想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光是放开物价显然不够，还需要把公有制经济转为私有制经济。

简单说就是，要把庞大的国有资产全部私有化掉。

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效率低下，这是似乎是市场经济学派的共识，但国有企业就比私人企业更差吗？这反而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效率低，并不代表对国家贡献低，国有企业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和私人企业对比。

但是，丘拜斯并不去考虑这些。

对丘拜斯来说，私有化本身就是唯一的目标，他只关心如何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财产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手中。

私有化就是丘拜斯的信仰。

他相信，就算是把庞大的国有资产白白送人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它从国有变为了私有，就一定会变得有效率。

90年代，中国的国企改革，也出现过这样一种声音，叫做“冰棍理论”，国企就是冰棍，如其让它慢慢融化消失掉，不如便宜卖掉，还能有点剩余价值。

在丘拜斯的强力推动下，1992年初，俄罗斯国有资产的“世纪大拍卖”拉开序幕。

对那些小型的国营商店和服务类企业，办法比较简单，就是在拍卖会上公开拍卖。

到1992年底，俄罗斯政府一共拍卖掉了4.6万家国营商店和服务类企业。

但是，对那些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个办法就不管用了，因为在俄罗斯没有哪个私人或者私人集团能够独自吞下这些大块头。

那么，能不能让这些国企直接上市呢？

也不行。

在俄罗斯一年物价上涨25倍的恶性通胀之下，大多数老百姓早就没有任何银行存款可以用来购买股票。

青年改革派选择了一种看起来非常公平的方案，就是把庞大的国有资产无偿分给俄罗斯人民，人人有份。

俄罗斯政府宣布，给每个俄罗斯人发放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认股权证。

老百姓既可以拿这张认股权证去兑换企业股票，也可以直接兑换成现金。

在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1万卢布确实还挺值钱的，可以买一辆小汽车。

但是，当1992年10月这个方案真正兑现时，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

而且，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对股票没有任何概念，很多人刚刚走出银行大厅，就把认股权证转手卖给了黄牛，换了伏特加和香烟。

那么，这些宝贵的认股权证最后到了谁的手里呢？

主要是这么三类人。

首先是那些拥有敏锐市场嗅觉的俄罗斯商人，他们利用苏联解体时期的混乱和各种制度漏洞，捞到了第一桶金，趁机大量廉价收购认股权证。

其次，是那些早就在俄罗斯蹲点准备抄底的西方大资本。

事实上，丘拜斯的整个私有化方案，都是在西方投行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其中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经手了高达1/10的认股权证发行。

除了俄罗斯商人和西方资本，还有第三类人，就是俄罗斯大型国企的原有管理人员，他们也是这一轮私有化的受益者。

按照丘拜斯的方案，国企的原有管理层和工人，可以以名义价格购买自己企业51%的股份。

而大多数工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懂得股票的价值，他们的股票最后还是落到了企业管理层手里。

在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俄罗斯政府向1.5亿俄罗斯人无偿发放了面值1.5万亿的认股权证，占俄罗斯全部国有资产总值的1/3。

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无偿私有化阶段。

虽说是“无偿”，但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得到的不过就是几条香烟几瓶酒，而真正的胜利果实，也就是庞大的国有资产，已经开始悄然落入日后的俄罗斯“寡头”手中。

表面看起来，私有化第一阶段的效果显著。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把在私人企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从不到1/10提高到了2/3，俄罗斯的的确确实现了“以私有经济为主”。

但事实证明，私有化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私就灵”。

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无序私有化严重扰乱了俄罗斯经济，从1991~1994年，俄罗斯的实际GDP平均每年萎缩12%。

卢布更是飞速贬值，汇率从1991年的1美元兑0.9个卢布，变为1994年底的1美元兑3235卢布，3年贬值了3000多倍！

不管是过于激进的价格改革，还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混乱无序，这些都不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所犯下的最严重错误。

毕竟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寡头经济，俄罗斯最大的一批国企，特别是像石油、天然气、电力、矿场等资源类企业，控股权还掌握在政府手里。

但可怕的是，接下来，另一波神操作登场了。

1994年底，私有化的第二阶段拉开序幕。

与第一阶段的无偿私有化不同，第二阶段的私有化是有偿的，需要进行公开拍卖。

但是，拍卖的标的并不是这些国有企业的股权，而是管理权。

而且，这一轮拍卖计划也不是由青年改革派发起，而是由俄罗斯的寡头们发起。

寡头们的发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转轨时期的制度漏洞和法律漏洞，快速致富。

比如后来俄罗斯的顶级寡头，后来成为尤科斯石油公司老板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他的第一桶金来自银行业务。

由于过硬的政府关系，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银行管理着很多政府部门的资金账户。

当时，俄罗斯的月度通胀率高达两位数，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银行只需要把政府部门要转出的资金在账上多留几天，拿出去炒外汇，就可以发一笔横财。

由于来钱太快，有时候银行都统计不过来到底赚了多少钱。

霍多尔科夫斯基用这些钱大量收购工业企业，从纺织厂到玻璃厂到食品加工厂，什么都买，因为这些企业都在以实际资产价格的一二折出售，买到就是赚到。

到1994年底，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所有“低垂的果子”都已经摘完。

寡头们不约而同地发现，这个国家还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诱人的一个宝藏没有被瓜分，那就是俄罗斯庞大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

这些资源类企业的大部分股份仍然属于政府，寡头们想的是，怎么把这些股份用极低的价格搞到手？

由于这些企业的价值巨大、社会关注度很高，直接鼓动政府公开拍卖是不划算的，寡头们需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才能买到手。

这时候，一个狡猾的方案被提了出来，这就是“贷换股”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俄罗斯政府不是拍卖这些企业的股权，而是拍卖股权的管理权。

而竞拍成功者也不用支付现金，只需要给政府提供一笔为期一年的贷款。

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俄罗斯政府不用出让国有股份，就可以获得一大笔低息贷款。

而竞拍成功者只需要向政府发放一笔贷款，就可以获得一家大型资源类国企的管理权。

但是，真正的玄机在后面：一年之后，贷款到期了怎么办？

原则上，俄罗斯政府有两种选择。

第一，是偿还贷款，政府同时收回企业的管理权。

第二，如果还不上钱，那么政府就要把企业股份公开拍卖掉，这时候，放贷方可以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来组织股份拍卖，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竞拍。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情况。

实际的情况是，第一，俄罗斯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被政府赎回。

第二，所有在第一轮获得了企业管理权的放贷方，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它们都在一年以后买到了这家企业的股份。

俄罗斯的寡头们通过这样一个“贷换股”计划，只用一年时间，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庞大的自然资源类企业收入囊中。

比如，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企业之一尤科斯公司，它的产油量占俄罗斯总产油量的将近三分之一，而霍多尔科夫斯基仅仅用3亿美元，就获得了尤科斯公司78%的股份。

当两年之后尤科斯上市时，公司总市值高达70亿美元，霍多尔科夫斯基2年获得了50多倍的收益。

更荒诞的是，就连当初那3亿美元，也不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掏的腰包。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尤科斯公司的管理层串通好，从尤科斯公司内部划走了这笔钱，然后再用这笔钱进行了竞拍。

也就是说，霍多尔科夫斯基用尤科斯的钱来购买了尤科斯。

同样地，另外两个顶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维奇合作，以企业实际价值8%的价格，把国有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收归己有。

说到这儿，你会不会感到奇怪，寡头们偷天换日的手法固然高明，但是，当时主导私有化进程的丘拜斯以及他背后的青年改革派，真的看不出“贷换股”的真实目的吗？

当然不是。

“贷换股”计划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青年改革派和寡头们达成了一个默契。

1996年是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年。

由于俄罗斯经济当时的糟糕状况，民众对叶利钦政府以及主导经济改革的青年改革派很不满意，而俄罗斯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当选呼声很高。

青年改革派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久加诺夫当选。

他们选择的方案，就是和寡头们进行交易。

青年改革派帮助寡头推动“贷换股”计划。

作为回报，寡头们答应提供竞选资金、媒体宣传和战略支持，帮助叶利钦赢得大选。

事实证明，俄罗斯寡头们的能量真的很大，甚至可以一时间左右民意、一手遮天。

本来，久加诺夫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然而，当寡头们介入后，由寡头们控制的三家俄罗斯全国性电视频道和主要的全国报纸，都公开支持叶利钦。

久加诺夫以及其他反对派候选人则被媒体封杀，他们在竞选途中遇到一系列诡异的事情：比如，原定在大学的演讲安排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连预订的宾馆都会在最后一刻被通知退回。

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胜选已经毫无悬念。

青年改革派上台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法治市场经济。

但是为了维持权力，他们却支持了一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内幕交易。

真是可笑之极。

我们看到，青年改革派过于激进的改革方案，以及俄罗斯寡头们的自私与贪婪，使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从1991年底叶利钦启用青年改革派，到1999年底叶利钦下台，八年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几乎被腰斩，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极少数胜利者成了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

但这些寡头并没有安全感，他们在拿到战利品之后，很快把财富转移到了海外更安全的地方。

八年间有1000亿~1500亿美元的资金逃离俄罗斯，相当于1999年俄罗斯GDP的50%~75%。

俄罗斯经济持续失血。

普京上台后，虽然试图让俄罗斯走出畸形的寡头经济。

但事实证明，一旦国家财富被瓜分完毕，想要再扭转局势就非常难了。

也许需要之后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让俄罗斯经济重回正轨。

在这段历史中，青年改革派和寡头是唯一的罪人吗？

西方不但参与制造了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的混乱，而且西方资本利用1990年代卢布的急剧贬值，大举进入俄罗斯抄底，收割廉价资产。

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西方资本后来回流美国，可以说，这次世纪大改革，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句话。

他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

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高水准的政府治理能力以及负责任的精英群体，好的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出现。

这就是俄罗斯经济转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