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是一位勤政、节俭的皇帝，史书记载，他经常通宵处理公文，同时倡导节俭，从不铺张浪费，但维持了276年的大明王朝最终却葬送在他的手中。
他虽有一腔热忱，却没有得到回报，反而成了亡国之君，最终自杀殉国。
1627年崇祯皇帝的哥哥天启皇帝因病去世，17岁的崇祯帝年少继位，接到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
内忧，旱灾、蝗灾等天灾不断，人们食不果腹，饿死者数不胜数，官员昏聩，民不聊生；外患，关外后金政权不断侵扰，虎视眈眈，还要应付东海海盗的连年侵犯，朝廷国库空虚，疲于应付，所以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不断爆发民变。
这一时期，李自成顺势而起成为“李闯王”，开启了图谋霸业的时代，1644年李自成带兵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并乘胜逼近北京。
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大明王朝前途未卜之时，发生过两件事，至今为止谈起这两件事都令人感觉奇怪，甚至是诡异。
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他派人与崇祯帝联系，表达了要主动归降的愿望，当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期间双方究竟是如何博弈的呢？
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在彰义门下设座，让杜勋喊话崇祯帝，可派人前来对话，崇祯帝派太监王承恩与之谈判。
杜勋简述了一下李自成兵强马壮的现实，提出“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索要犒赏军费银100万两，然后退守河南的提议。
崇祯召集内阁大臣商议，大臣们茫然无措，不敢轻易上奏。
无奈之下，崇祯帝在内阁首辅魏藻德的陪同下秘密召见杜勋，杜勋将李自成的条件如实转达，并说李自成受封后愿意帮助朝廷镇压各部起义军，尤其是可以进兵抵御清朝的侵扰，但是不奉诏令，也不朝觐。
崇祯征求魏藻德的意见，但面对这种重大决策，魏藻德也不敢擅作主张，默然不答。崇祯坐立不安，再三让魏藻德定夺，魏始终一言不发。
最后虽经过反复磋商，但未能议和。
谈判超过了李自成所规定的期限，起义军最终以武力攻下了北京。
李自成为什么要主动归降呢？
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已经拥兵百万。
如果仅以武力而论，李自成攻下北京城是不成问题的，后来事实也证明这并非一件难事。
李自成虽是农民出身，但经过多年的起义生涯，他对自身和所处的环境也有一定的认识，他开始思考，攻下北京以后怎么办的问题，直接面临的敌对势力至少有三大部分。
一是拥护明朝的残余势力。
二是多股起义势力，他一旦上位，这些势力都将会将矛头对准自己，特别是张献忠，更是与自己不和，难以招安，敌对互拼是必然的。
三是关外还有强大的满清势力，也正在对中原虎视眈眈，跃跃欲试。
要怎样妥善处理好这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看着这些乱摊子，似乎也能理解崇祯帝的不易，轮到自己要怎么办才好？
这些都让李自成真正感到头痛，他没有信心做好一个皇帝。
虽然他早已据有三边、拥兵百万，但毕竟没有得到“官方承认”。
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阶级，从来就有争正统、争权威的习惯，如果能够得到当朝最高统治者的首肯，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是“贼寇”，摇身变成正规军，就可以在各部起义军甚至政府军面前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了。
当然得到皇帝的敕封后，还可以衣锦还乡，逍遥自在，且不用成为众矢之的，思来想去，如果能谈妥还是很合算的。所以就有了主动投降的一幕。
但崇祯帝没有抓住这短暂的机会，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抛弃。
崇祯皇帝面对大军逼近，曾召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等各地守将进京勤王，不过崇祯帝求助的这四位，只有密云总兵唐通赶来救驾。
不过，在那个时刻，崇祯帝已无法信任任何人，他派自己的亲信时刻监视唐通，担心他会临时叛变，将自己的性命拱手交给李自成，这种监视的小手段最终被唐通发现，唐通非常气恼，唯一一支有心救驾的队伍也被他逼了回去。
所以危急时刻，崇祯帝竟无人救驾。
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他也放弃了出逃的希望，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女被叛军凌辱，先是杀了自己的妻子，后又杀了自己的女儿，抱着必死的决心，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坚守了一个帝王的最后尊严。
他在衣襟上留下遗书，表示自己无颜见列祖列宗，希望能用头发盖着脸面，他提出怎么对待自己的尸首都无所谓，即使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但希望李自成不要伤害无辜，能放过他的子民。
随后自缢于煤山。大明王朝自此终结。
为什么勤政的崇祯帝竟混到众叛亲离无人救驾的境地呢？
崇祯帝从小在缺乏信任与安全的环境中成长，长成了多疑的性格。
崇祯帝的母亲是光宗皇帝朱常洛还是太子时的淑女，在崇祯帝三岁多的时候就因病而亡。
崇祯帝的祖父万历皇帝当时一直有私心，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遭到群臣反对。
朱常洛不被皇帝父亲所喜爱，受随时会被废立的困扰，一直惶恐不安，也顾不上从小失去母爱的小崇祯，在没有爱与关怀的环境中，崇祯帝从小就缺乏对别人的依赖与信任。
朱常洛后来虽然被立为太子，但也身心疲惫，在即位一个月后就驾鹤西归。
光宗帝去世后，长子朱由校即位即天启皇帝。
崇祯帝在自己的哥哥当上皇帝以后，按照明朝的制度，他必须远离皇权与朝政。
当时魏忠贤权倾天下，崇祯帝不得不小心翼翼，时刻警惕。
幼小时的经历，养成了崇祯帝多疑的个性，也是造成他性格中刚愎自用，缺乏担当，且虚荣心极强的特点，不仅成为其统治生涯中的致命弱点，也是导致其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崇祯帝掌权之后，在亲自选人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值得托付重任的人才，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进士出身，具有较高军事指挥才能，曾经在辽东抗击后金的过程中取得优异的战绩，后来却因为受魏忠贤的排挤没办法辞官回乡。
崇祯帝大胆起用了袁崇焕，任命其为兵部尚书，督办辽东军务，并赐予其尚方宝剑，要求各部门大力支持袁崇焕开展工作。
由此可见，崇祯帝对袁崇焕是极度信任的。
袁崇焕手握大权，经略辽东防线，成绩显著。
但是，袁崇焕在这期间做了一件既有越权嫌疑又效果不好的事情，就是杀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
毛文龙曾因战功受到天启皇帝的嘉奖，被授予尚方宝剑。
袁崇焕经略辽东事务后，为了保证自身的领导权威，趁与毛文龙见面的机会，将毛文龙斩杀。
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擅杀朝廷重臣，引起崇祯帝的猜想，随后皇太极引兵入关、围攻京城的过程中，略施反间计，就让崇祯帝对袁崇焕本来压抑的怀疑迅速转换成恨意，以至于对袁崇焕为什么要谋反、能不能谋反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愿意再思考，竟在围城之困还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就将袁崇焕逮捕入狱，最后凌迟处死。
崇祯帝处置了袁崇焕，失去了经略辽东的一个重要支柱，自毁了大明的辽东屏障。
之后，崇祯帝对边关将领更是疑心重重。他派出宦官前去充任监军、监视。
他担心这些监军、监视欺蒙，就又暗中派出“视监视”，即层层监视，明监视再加暗监视。
刘鸿训是崇祯帝变革改组内阁后的新任官员，年纪较轻，工作积极，敢于陈述自己对政务的见解，是崇祯帝第一次进行内阁改组时比较赏识的人。
1628年7月，驻守宁远的守军发生哗变，绑架驻军将领，要求朝廷发放拖了几个月的军饷。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帝大为震惊。崇祯帝斥问户部，户部表示国库已经枯竭，实在是没有钱及时发饷，崇祯帝想到要问罪户部以立威。
刘鸿训知道实际情况，国家连年灾荒，国库空虚，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户部确实有其难处，问罪户部也解决不了问题。
因此，刘鸿训建议皇帝拿出自己的“内帑”财产30万两白银用于救急,并以此宣示皇恩。
但此建议被崇祯帝否定。
刘鸿训回到家里与家人谈到此事时，说了一句“皇帝还是太年轻”，没想到被监视人员听到，并汇报给了崇祯帝。
从此，崇祯帝对刘鸿训的赏识与重用荡然无存，刘鸿训不久就因为牵连到一件案子，被崇祯帝问罪，发配到边防戍所。
崇祯帝时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担风险的决断，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
典型的如崇祯十五年，崇祯帝为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清议和，事情泄后舆论哗然，崇祯帝立即处死陈新甲，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肿脸充胖子地断绝了和议。
由于他一贯朝令夕改，不负责任，饰非有术，诿过于人，结果把满朝大臣都训练成了只唱高调而不敢提出实际建议的圆滑官僚。
崇祯十七年初，崇祯眼见农民军逼近北京，想放弃关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吴三桂部调来对付农民军，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这个建议并为他承担责任。
没想到大臣们都学乖了，个个装聋作哑，无人理会他的暗示。
崇祯帝硬着头皮拖了一个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顾不得脸面，恨恨地把臣下痛骂一顿之后自己做了调吴三桂入关的决定，然而这时已来不及了。
崇祯帝用人不专，疑神疑鬼，有时还翻脸不认人，致使他的组织领导框架中，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
他常常以刻薄狠毒的手段严惩“无能”“失职”的官员。
据统计，崇祯帝在位17年，计“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就连“贵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两人被杀。
而且文武大臣们时刻都处于被监视之中，整日提心吊胆，不敢担事，处理问题也是畏首畏尾，最终离心离德，导致关键时刻无人可用。
崇祯帝是一个自杀殉国的皇帝，最终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其悲惨命运与其性格特点有着极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