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阅古代历史，中国与伊朗的的确确可能有段时间同属一个国家。
90年代中期，一位欧洲学者还在伊朗发现了一件来自中国的文物，上面清楚地记载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古代伊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说起从伊朗出土的一封羊皮信，其历史可追溯到中国的元朝。
彼时，伊朗的名称为伊儿汗国，统治者是第四任君主阿鲁浑。
这封羊皮信，就是阿鲁浑写给当时的教皇霍诺里乌斯四世的“合作书”。
在信中，阿鲁浑说希望能够联合他们一起攻打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
作为合作的代价，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阿鲁浑将会把耶路撒冷当成礼物送给欧洲，他自己也可以改信基督教。
如今看来，信的内容叫人有些惊讶，毕竟，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的意义我们都是了解的。
可比内容更叫史学家们兴奋的，还是这封信中所用的文字和印章。
根据鉴定，该信件是由蒙古文和汉字组成。如今这封信收藏在了法国皇家档案馆。
其中汉字的部分是以印章的形式存在，上书“辅国安民之宝”六个大字。
一封代表国家的信加盖这样的印章，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
何况，根据史书记载，在那段历史上，伊儿汗国的统治者们均自称为波斯总督。
由此可证，十三世纪前后，伊儿汗国的确是蒙古人管辖的地盘，而这块地区的最高统治中枢就是中国的元大都。
1206年，成吉思汗占领了大部分中国地区，建立了他的蒙古帝国。
与此同时，远在中亚的花剌子模的沙王阿拉乌丁·摩诃末已经顶着苏丹的头衔统治那里多年。
相比于成吉思汗，作为君主的沙王也有一颗征服其他民族的心。
为此，他搜刮民财，厉兵秣马，建立了一支足有四十万兵马的精良部队。
也基于这个原因，让沙王有了迷之自信，认为世界上再难有力量足以与之较量。
蒙古帝国向西的征程，就此被打开。
这一年，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率领着一支小股部队正在追击一支鞑靼起义军，正巧途经沙王的地盘。
为表示无意挑起战争，蒙古人就派出信使给沙王带话，希望他能允许自己经过此地。
那天沙王的人就在帝国边境的突厥斯坦游玩，见蒙古军队人数不多，立刻就燃起来战斗意志，说什么也不想让这群蒙古人离开。
为了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沙王声称：自己视所有踏入他领地的异教徒为敌人。
于是，蒙古铁骑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遇了这一仗。
奈何，上帝之鞭毕竟是上帝之鞭，纵使沙王的军队占尽了天时地利，依然没有击败这支蒙古小队。
双方仅对阵一天，蒙古人就趁夜返回了元大都，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告诉给了成吉思汗。
并把沙王军队的弱点做了详细地整理报告。
谁知，蒙古人这一走，可就坏了事。
自己的军队虽然没有彻底消灭蒙古人，但是让对方连夜逃回老家，这极大地满足了沙王的自尊心，也让他更为膨胀起来。
跟近臣一打听，又得知蒙古治下的中国大地地大物博，宝物成堆，更激发了沙王的自信心。
虽然自己刚刚阻截了蒙古人的军队，可他丝毫没有歉意，反倒大胆地派出了一队使臣，打算到成吉思汗面前去炫耀一番自己的国力和军力。
于是，一名叫赛义德·巴哈奥尔丁-阿卜杜拉·拉齐的睿智大臣便率领这支使团不远万里地抵达了中国。
俗话说，来者皆是客。
赛义德等人在中国受到成吉思汗的热情招待，让他们随意参观自己的国家。
还多次亲自设宴招待这队伊朗使臣，客气地与沙王兄弟相称。
临走时，成吉思汗还派遣数十头骆驼运送给沙王的礼物，让使者告诉沙王，说：“希望我是东方的主人，沙王是西方的主人。两国能够和平共处，自由经商。成吉思汗就是他的朋友和兄弟”。
试想一下，这是十二世纪中叶，以当时蒙古帝国的军力来看，沙王本应该庆幸自己能跟成吉思汗称兄道弟才对。
岂料，当使团成员将这些消息带回皇宫，禀告给沙王时，他们竟招来了杀身之祸。原来，沙王听说元朝的财富后，动起了歪心，想找个出兵的理由。
于是，就将“成吉思汗把自己当兄弟”这件事拿出来当做出兵讨伐的理由。
此时的成吉思汗还被蒙在鼓里。
身为新王朝的国家统治者，成吉思汗真心实意地想与花剌子模通商贸易，还让外出的商队替自己给沙王带去了珍贵的礼物。
然而，蒙古商队刚刚进入花剌子模的边境，就被一名叫海儿汗的总督给抢劫了。
对方谎称商队是成吉思汗派来的奸细，打劫了对方五百头骆驼和其运送的财货。
不明就里的沙王接受了这个说法，下令处决所有的蒙古商贩。
幸好，转移罪犯时，一名蒙古驮夫侥幸逃走，这才将伊朗的消息传回元都。
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努力克制了自己的脾气，派出三位使节向沙王要人，希望沙王能将犯事的海儿汗转交给蒙古帝国。
可是，铁了心要跟蒙古帝国硬刚的沙王阿拉乌丁非但拒绝谈判，还把蒙古派来的使节也给斩了。
1219年，彻底被激怒的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开展了犹如暴风般的报复。
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率领蒙古大军一路杀向抢劫商队的讹答剌城，活捉了嚣张的总督海儿汗。
最后以屠城和虐杀的方式给沙王的子民以棒喝。
讹花剌就像一个电灯开关，瞬间点亮了蒙古人征服中亚地区的野心，伴随着沙王家族的覆灭，伊朗的第三大后伊斯兰突厥王朝随之消失。
1277年8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去世，他将伊朗的部分分给了长子术赤，术赤死后那片土地又落到了弟弟窝阔台的手上，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发起了第三次蒙古西征，处死了阿拔斯哈里发国的哈里发，伊朗地区彻底成为蒙古人的地盘，旭烈兀也为其取了一个好听的国号——伊儿汗国。
由于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的直系血脉，因此，他建立的伊儿汗国与同时期的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有着很大的不同。
后者与中国的元朝皇帝交往一般，通常不会听从元大都的指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国关系。
可是伊儿汗国却不一样，不管是旭烈兀还是后来的继承人，他们与元朝皇帝之间的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就连很多地方的管辖内容都需要听从元都的意见，其行政方式更像是中国的地方省市郡县一般。
文献记载，旭烈兀统治下的伊儿汗国曾一度非常强盛，领土范围包括现在的伊朗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
据说，旭烈兀去世的地方就是位于伊朗西北部的马拉盖，他的坟墓则选择了阿塞拜疆的小岛。
按理来说，旭烈兀去世，他的儿子本该继承父亲留下的国家。
然而，继任者阿八哈在继承皇位这事儿上却迟迟下不了决心。
大臣们问起缘由，阿八哈毫不隐讳地直言：“我们是蒙古帝国的属国，既然要更换大汗，也应该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委派才行，不然，绝不可擅自做主。”
于是，阿八哈不远万里地将父亲去世的消息上告了伯父忽必烈，忽必烈也火速派人将委任状给阿八哈送了过来，与这张委任状一起同来的还有羊皮信上的印着汉字的那枚玉玺。
此后，伊儿汗国与元帝国，不仅通商贸易往来频繁，就连婚丧嫁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著有《马可·波罗游记》的探险家马可·波罗就曾在1292年，受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委托，护送蒙古新娘阔阔真到伊儿汗国完婚。
当时，忽必烈共派出三位使者，共一百六十人随行，历经近4个月的时间才抵达霍尔木兹旧港，将阔阔真一行人送到阿鲁浑大王的宫殿，让阔阔真与阿鲁浑之子合赞汗完婚。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伊儿汗国的历史已经融入了波斯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不管是从前还是如今，伊朗与中国都是一带一路上的好邻居。
无论是元朝时期繁盛的海上贸易，还是驼铃声响彻的陆上运输，两个国家与地区的连接从来没有停歇。
不管，在历史中，伊朗是否曾经是中国版图中的省份，作为普通人，只希望，两国关系能像赛场、经贸上一样，互相激励，友谊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