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最穷的理发店老板，每周给敬老院免费理发，如今他儿子成了院长
老马的理发店就开在县城西门桥头，店面不过五六平米，一张破旧的转椅，一面蒙了灰的镜子，墙上贴着七八年前的明星海报，边缘已经发黄卷曲。店里总有股混合着廉价爽肤水和老旧电推子马达油的味道。
这些年，县城里开了不少高档发廊，名字都带”风尚”“造型”之类的洋气词。那些店面装修得敞亮，进门就有年轻姑娘递上一杯热茶，剪发不下八十起步。老马这儿，十五块钱一位，手艺还算过得去。
每逢周三下午，老马的店门口会挂上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临时外出，下午五点回”。熟客都知道，这天他拎着工具去敬老院给老人们理发，从不间断。
“没啥稀奇的，就是剪个头发。”老马总这么说，“人这辈子能有几个十年？我就当锻炼手艺了。”
我是县报的编辑，来采访他纯属意外。其实最初想采的人是他儿子——马振国，现在县敬老院的院长，刚上任没几个月。当我在敬老院办公室门口等候时，隔壁活动室里传来笑声，老马正拿着推子，绕着一位耳朵上别着助听器的老人转圈，嘴里还嘟囔着：“老刘啊，你这发型，我看干脆和我一样，推个光头算了。”
“死马匹子！谁要和你一样秃噜皮！”老人笑骂着。
老马在一张泛黄的旧报纸上抖落剪下的白发，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咧嘴笑了，露出一排烟熏过的黄牙：“你找振国啊？他开会去了。”
“马师傅，能采访您吗？”我拿出录音笔，“您来这儿理发多少年了？”
“多少年？”老马像算账似的掰着手指，“起码得有二十多年了吧。那年四川大地震，我就开始来了。你看那位王大爷，当年他刚来时还能下棋，现在连象棋啥样都记不得了…”
他手里的动作没停，嘴上也没闲着。理完一个再理一个，从不间断，像是流水线上的老工人。
“怎么想起来给老人们理发的？”
老马擦了擦额头的汗，“那阵子生意不好，我心里烦。有天下暴雨，来了个老头，浑身湿透了，说是从敬老院走过来的，想理个发。结果发现没带钱，非要回去拿。我看他年纪大，就说算了，送您老人家一个。剪完我才知道，老人当年是咱县第一中学的校长，桃李满天下呢。”
“后来呢？”
“后来下周他又来了，带了三五个老头。再后来，我想与其让他们来，不如我过去，一次把活儿都干了。开始能走的老人还来我店里，后来腿脚不便的多了，就干脆我去敬老院。”
老马的推子有点旧了，声音嗡嗡的，像是随时会罢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油瓶，往推子上滴了两滴，又继续工作。
“你这推子用多久了？”
“这把啊，二十来年了吧，比振国还大几岁呢。”他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成了一团，“不中用了就修一修，修不了就再买呗，也不是啥贵重东西。”
一位护工走过来，给老马递了杯水。老马接过，嗯了一声算是道谢。那护工冲我解释：“马师傅嗓子不好，得多喝水。”
“老毛病了。”老马摆摆手。我这才注意到他说话时偶尔会有些沙哑。
敬老院的活动室很朴素，墙上贴着老人们的书法作品和剪纸，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有些叶子边缘发黄。有个老太太坐在角落的藤椅上，手里织着毛线，时不时抬头看老马一眼。
“那是刘奶奶，”老马低声告诉我，“她先生前年走的，之前我每次来，两口子都要理发，说是要体面。现在她自己也坚持每月修一次发型。”
“马理发的手艺好！”刘奶奶突然提高了声音，仿佛生怕我们议论她似的，“我家老头说，就喜欢他剪的，手脚麻利，不磨叽。”
老马笑了笑，专心给手下的老人修着发际线。
中午时分，马振国回来了，西装革履，一身干练。他看见老马，微微颔首，又叫人给我们端来盒饭。
“爸，今天少剪两个，歇会儿。”他说。
“没事，不差这会儿工夫。”老马头也不抬。
“记者同志，我爸就这样，倔得很。”马振国对我解释道，语气中有无奈，也有一丝骄傲。
“你别管我，管好你的院里事。”老马终于抬起头，瞥了儿子一眼，“刘婆婆那屋的台灯坏了，该换了。”
“已经换好了。”
“王大爷的药…”
“也配好了，按时吃着呢。”
两人一问一答，似乎是常有的对话。
吃过午饭，老马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抽烟。早春的阳光不算热烈，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我在他旁边坐下，问起他和儿子的故事。
“振国小时候，我们家真是县城最穷的理发店。”老马回忆着，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妈走得早，我一个人带他。那时候每天早上五点开张，晚上十点收工，就为多接几个客人。”
“店名挺有意思的，叫’盼头’。”
“他妈取的名。”老马弹了弹烟灰，“她说人活着总得有个盼头。”
我想起店门口那个掉了漆的招牌，黑底白字，年头很久了。
“老马，你当年是怎么送振国上学的？县里的人都说…”
“都说我卖血是吧？”他打断我，笑了笑，“也没那么夸张。就是日子紧巴些，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振国从小就聪明，书读得好，我寻思着不能耽误了孩子。”
老马讲起儿子小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放学后到店里帮他扫地、擦镜子。有次寒假，振国在店里看见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客人，缠着人家问了一下午大学的事。
“那时候他就说，要考北京的大学。”老马掐灭了烟头，“我能咋办？就使劲挣钱呗。”
敬老院的院子不大，几棵老槐树倒是枝繁叶茂。角落里有个小菜园，种着青菜、葱蒜之类的。老马告诉我那是他的主意，让身体还行的老人有点事做，顺便改善伙食。
“你儿子怎么会选择到敬老院工作？”
老马沉默了一会儿，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塑料外壳都磨得发亮了。
“这话该他自己说。”
好像为了呼应这句话，马振国从办公楼走出来，朝我们走来。他三十出头，高高瘦瘦的，不像他父亲那样粗犷，倒是挺斯文。
“爸，休息会吧，剩下的明天再来理。”他递给老马一瓶水。
老马摆摆手：“不用，趁着手还麻利，多干点。”
“记者同志在问你为啥来敬老院工作？”老马突然说。
马振国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说来话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我说。
马振国坐下来，看了父亲一眼：“大学毕业那年，我在北京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薪水很高。爸知道后，二话没说，就让我去。可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数钱，全是零钱，一块、五块的，堆了一桌子。”
“瞎说，我那是清账。”老马插嘴道。
“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攒着给我租房子。”马振国没理会父亲的插话，继续说，“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爸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一辈子剪头发，攒着零钱供我读书、租房子。”
“后来呢？”
“后来我回县里了，先在民政局工作，再调到敬老院。我妈走得早，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他老了，我得在他身边。”
“我还不老！”老马哼了一声。
“爸从小就教我，人活着要有良心。”马振国看着他父亲的背影，“小时候我不懂，觉得他吃力不讨好，那么穷还给敬老院的老人免费理发。现在我懂了。”
老马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少说废话，下午还有六个老头等着理发呢。”
说完，他拎起工具袋，向活动室走去。背影既固执又单薄。
在敬老院的档案室，马振国给我看了一本厚厚的登记簿，里面记录着每位老人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和家属联系方式。最后一栏是”备注”，许多名字后面都写着”马师傅客人”。
“这是我爸的老主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住进了敬老院。”马振国解释道，“他们中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子女不在身边，还有的是…家庭变故。”
我翻着那些记录，突然明白了什么：“所以你爸其实是在跟着这些老人……”
“对，他跟着他的客人来到了这里。”马振国点点头，“这些老人年轻时在他店里理发，老了住进敬老院，他就跟着来了。有时候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当这个院长。”
下午四点，阳光变得柔和。活动室里，老马已经剪完了最后一位老人的头发，正在收拾工具。有个眼睛浑浊的老太太拉着他的手，硬要塞给他一个红苹果。
“嫂子，下次不用带了，我这不缺。”老马推辞着。
“拿着吧，我闺女送来的，甜得很。”老太太坚持道。
最终老马还是接过了苹果，小心翼翼地放进工具袋的侧兜里。
“他就这样，”马振国在一旁小声对我说，“从来不收老人们的钱或礼物，但如果他们太坚持，他会收下一些小东西，比如水果、手帕之类的。他说这是尊重。”
我想起县城里的传言，说老马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店面破旧得很，却把儿子送进了北京的大学。有人说他晚上偷偷去卖血，也有人说他借了高利贷。但看着眼前这个朴实的中年人，我忽然觉得那些传言都不重要了。
“您儿子现在是敬老院院长，心里什么感受？”临走前，我问老马。
老马正在整理工具袋，头也不抬地说：“有啥感受？他有工作，我有活干，都挺好。”
“他管着您给老人理发的地方，您不觉得骄傲吗？”
老马终于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笑意：“我儿子从小就有主意，他要强。我就一个理发的，哪有啥讲究？他能照顾这么多老人，挺好。”
就在这时，一位护工急匆匆地跑来：“马院长，三楼的李大爷又闹情绪了，说要回家！”
马振国皱了皱眉，正要转身，老马却先一步拎起工具袋：“我去看看，上次他也这样，我给他剪了头发就好了。”
父子俩对视一眼，马振国点点头，老马快步走开了。
“他比我更了解这些老人。”马振国看着父亲的背影，语气里满是敬佩，“有时候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院长。”
太阳西斜，老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倾斜，可能是常年单肩背着工具袋的缘故。那个旧得发亮的工具袋里，装着简单的剪刀、推子，还有二十多年来无数老人的信任和依赖。
离开敬老院时，我看见院门口立着一块新牌子：“温馨之家”。马振国告诉我，这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决定，要把敬老院办成老人的家。
“是您爸的主意吧？”我问。
马振国笑了笑：“他说’盼头’这名字太小家子气，敬老院得有个大气点的名字。”
回县城的路上，我路过西门桥头，老马的理发店灯还亮着。两个小伙子正在等候，架子上放着几本泛黄的老杂志，电视里播放着去年的春晚重播。招牌上”盼头理发店”几个字在暮色中依然清晰可见。
这家县城最穷的理发店，藏着最富有的故事。
那个红苹果还在老马的工具袋里，等着被带回家。也许今晚他会切开来吃，也许会留着明天带给敬老院里的某个老人。这些小小的善意和牵挂，就像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理发手艺，简单而珍贵。
我想，这就是他教给儿子的”良心”吧。不张扬，不计较，只是默默地，像一把老旧但可靠的推子，一点一点修整着这个世界的粗糙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