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刘询被封建史家奉为“中兴”名君。

而他不愧为中国封建时代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杰出的政治家。

在他统治期间，西汉盛世再次出现。

汉宣帝刘询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从一个险些夭折的皇族后裔，到成为西汉第七代君主，他的经历堪称跌宕起伏。

幸运的是，武帝后来发现这是一场阴谋，下令大赦。刘询得以重获自由，被送到外婆家抚养，后又回到皇族身份。

少年时期的刘询颇具江湖气息，喜欢游侠、斗鸡走马，还周游了三辅地区。

但他同时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学习能力，学习了《诗经》、《论语》和《孝经》等经典，形成了仁慈爱人的品格。

这段在民间的生活经历，让他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了深入了解，为他日后的施政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4年，机缘巧合之下，18岁的刘询被推举为帝，成为汉宣帝。然而，初登大位的他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

权臣霍光势力庞大，对其统治构成潜在威胁。宣帝虽然表面上恭敬地请霍光继续执政，但内心始终如芒在背。

直到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才抓住机会，迅速铲除霍氏家族，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系列行动展现了宣帝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

掌权后的宣帝并未忘记自己的平民出身和早年经历。他大力推行改革，整顿朝政，特别注重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经济。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他早年在民间的亲身体验密不可分。

他的一生，从险些夭折的皇族后裔到成为一代明君，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传奇，更是一段值得后人深思的历史。

汉宣帝亲政8年，“励精为治，五日一视事，自承相以下各奉职而进。”他执政很突出的特点，是注意改革弊政，澄清吏治。

宣帝在民间时对百姓的疾苦有所了解，深知地方官有无德能，是否勤谨守职，秉公办事，直接关系到百姓能否安宁。

因此，他非常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任用。对刺史、郡守等地方大员的任命和补缺，必由朝臣荐举，他亲自召问。

对那些施政有能的郡守，宣帝都给予褒奖，增加薪棒补赏赐金帛乡甚至封侯。

颖川太守黄履“养视娜寡，赡助贫穷”，治为天下第一，于是下诏褒扬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韩延寿为东郡太守，“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悦朝中大臣出缺也每每由有政绩的地方官员升任。

前述黄霸因治绩最优，由郡太守摺升为御史大夫;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相反，宣帝对溢杀无辜的恶吏则严惩不贷。

严延年在河南太守任上杀人“流血数里”，人称“屠伯”，宣帝下令将其腰斩弃市。

曲宣帝不仅重视对各级官吏的选拔任用，还十分注意对官吏的督察。

战国以来国君借以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发展到西汉中期已渐渐流为形式，“上计簿，具文而己，务为欺谩，以避其课。”

万此，宣帝责令御史要严“察计簿”，切实加强对计簿的查对、核实，务“使真伪毋相乱也”。

为了更有效地督察地方官，元康四年(前62年)，宣帝遣太中大夫李强等一行12人巡行各地，“察吏治得失”。

五凤四年(前54年)，宣帝又派尽相御史椽24人“循行夭下，事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当时一些职位很高的官员，如司隶校尉盖宽贫、京兆尹赵广汉等都因罪被处死。汉宣带还经常提醒官吏不要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虚誉。

他下令地方官不准擅自征用民夫，不得随意提高过往官吏的食宿待遇。

宣帝指出这是越职犯法，想以此获取虚誉而追求功名利禄，“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宣帝认为官吏不廉洁，就谈不上治理国家。

任右扶风的尹翁归“视事数岁，……家无余财”，宣帝下诏表扬他为清廉，并赐其子黄金百斤。

口宣帝也注意解决官吏傣禄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他下诏说:低级官吏最辛苦而棒禄却最低，他们直接与百姓打交道，要想使他们不渔肉搜括百姓很难。

为此，他下令“益吏百石以下奉(棒)十五”，即对体禄在百石以下的低级官吏，一律再增加其捧禄的一半。

经过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措施，宣帝时出现了较多贤明的官吏，如赵广汉、韩延寿、张敞、黄霸、尹翁归、龚遂可召信臣等地方官多有建树。

这一做法与前朝的严刑峻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百姓带来了巨大福祉。

在汉武帝末年，朝廷奉行严厉的刑法政策，大量启用酷吏，制定繁琐的律令。这导致冤案遍地，民怨沸腾。

即便到了昭帝时期，权臣霍光仍然延续武帝的做法，官员们竞相以严刑峻法显示能力。

宣帝亲政后，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高度重视平反冤狱，缓解刑罚。

宣帝下令，如果子女隐匿犯罪的父母，妻子隐匿犯罪的丈夫，或孙辈隐匿犯罪的祖父母，都不再追究法律责任。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宣帝对传统伦理的尊重和对民众的宽容。

不仅如此，宣帝还特别关注司法人才的选拔。他任命了以宽松公正著称的河南太守黄霸为廷尉正。黄霸不负重托，多次公正处理疑难案件，赢得了朝野的赞誉。

在宣帝的统治下，每年被减轻死刑的囚犯多达千余人，而真正执行死刑的仅有1人，被处以断足刑的也只有3人。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宣帝时期刑罚的宽松程度。

宣帝的这些政策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也为西汉王朝的中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治国理念和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赢得了历史的赞誉。

到了武帝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武帝大兴军事，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同时又奢侈无度，这些举措严重耗损了国家财力。结果导致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整个封建经济也呈现出衰退之势。

到了宣帝时期，他延续了这一惠民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宣帝特别重视农业发展，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培养民德的根基。

为了支持农业发展，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多次下令减免赋税，比如在五凤三年（公元前57年）减轻了全国的人头税，在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又减少了算赋。这些举措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这些措施不仅体现了宣帝对农业的重视，也显示出他对民生的关心。通过减轻农民负担，提供耕地，宣帝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西汉中兴奠定了经济基础。

宣帝的这些政策，与武帝时期的高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也促进了经济复苏，为西汉王朝的中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做法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国经验，展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远见和智慧。

据《汉书·霍光传》载:宣帝时承相魏相用事，“县官(指宣帝)信之，尽变易大将军(霍光)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宣帝时“假民公田”“赋民公田”。

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官府假公田、赋公田的对象，几乎毫无倒外的是“流民”、“贫民”，显然带有安辑流民、为小农创造生产条件之心;二是官府假公田、赋公田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遭灾荒之后，或者仅仅限于遭灾地区，显然还有娠济灾荒的用意。

汉宣帝采取的上述措施，起到了“慰安元元，便利百姓”的作用。宣帝对关系民生的事很是重视。

当时盐价昂贵，他便下诏“减天下盐卖(价)”。回宣帝也注意减轻百姓的摇役、兵役负担，不许官吏“擅兴摇役”。

鉴于当时“匈奴益弱”，边患减少，若继续“饰兵重屯，久劳百姓”，势必难以使天下安宁，于是，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便下诏撤减了一部分屯兵。

呼韩邪单于与汉朝亲善后，边境渐安，宣帝便“以边塞亡寇”，再次下诏“减戍卒什二”。

叮汉朝时在各郡国建有行宫别馆，以满足皇帝出巡享用，宣帝即位后下令“郡国宫馆，勿复修治”，不准动用民力修缮这些宫馆。

对遇到祖父母、父母丧事的百姓，宣帝还下诏免除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