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遭刺杀身亡，18岁的孙权掌事，成为一方诸侯。
孙权当政后，将东吴集团经营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父兄留下的基业，而且成就了一代帝业。
究其原因，这和他善于化解部属矛盾，使其同心同德，为他誓死效力密不可分。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甘宁还在为黄祖效力时，与孙权交战，一箭射杀孙权手下大将凌操，自此与凌家结下大仇。
凌操之子凌统对甘宁恨之入骨。甘宁投奔东吴后，一直被丧父之痛折磨着的凌统哪会善罢甘休，时刻找机会想“灭掉”甘宁。
因两人都在孙权帐下，近距离接触较多，对凌统而言，报仇的机会也就多了。
甘宁也知道凌统的复仇心思，就处处提防着凌统。低头不见抬头见，在攻灭黄祖后的庆功宴会上，凌统终于爆发了。
看着甘宁，他恨极而泣，也顾不得孙权在场，当众发难，挥刀直奔甘宁，甘宁持双戟相迎，引发了二人之间的第一场冲突，如果不是被吕蒙等众人及时拉开，差一点就上演“全武行”。
孙权看二人已是“势同水火，不能相容”，就当机立断做出决定—将他们分开，实行隔离措施。
孙权即日就命令甘宁镇守夏口，避开凌统。“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在当时凌统、甘宁二人情绪冲动、剑拔弩张的僵持情况下，孙权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他心里很明白：只有将他们分开，尽量减少见面的机会，避开对方的刺激或攻击，才能留出缓冲的空间；只有暂时放一放，逐步缓解双方激烈的对立情绪，释放一下心理压力，才能避免矛盾愈演愈烈。
唯其如此，才可以为下一步的调停留下“接口”。对于彼此之间具有深仇大恨的部属如此，对于那些彼此看不顺眼、龃龉不断的部属，孙权也明察秋毫，适时调处，防患于未然。
老将程普自恃资格老、战绩多、威望高，一直看不起后起之秀周瑜，明里暗里和周瑜对着干，甚至有几次在朝堂上公开羞辱周瑜。
周瑜虽然始终不与程普计较，但年轻气盛的他，肚子里还是憋了一股怨气。孙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防止二人矛盾激化，总是有意让二人分开行事，即使共同领兵，也互不隶属，避免二人直接碰撞。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程普代太史慈守备海昏，在权力上与周瑜有交叉重叠之处。为避免二人再起争执，导致矛盾激化，孙权下令分设左右都督，划分职责，让二人分担。
二人之间理顺了关系，明确了权限，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争执与矛盾。这不能不说是孙权的高明之处。
在吴国，上至重臣，下至黎民，都把年轻有为、君临天下的孙权视为圣主，以获得孙权赏识为骄傲。孙权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行为上也特别谨慎，坚持居中立场，不轻易表态，防止被部下利用。
程普是历仕三主的名将，周瑜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对孙权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调处二人之间的过节不能采取倾向一方的态度，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处理。
甘宁斩杀黄祖，为孙权报了杀父之仇，孙权大喜，很快就提升甘宁为都尉。甘宁果然不负所望，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孙权对甘宁也是褒奖有加。
但孙权并不因此就偏祖甘宁，冷落凌统。在调离甘宁避开凌统的同时，孙权也加封凌统为承烈都尉，当然，凌统本身也战功卓著，值得加封。但往深层次分析，孙权之所以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考虑，那就是为了防止凌统萌生异志，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
甘宁立功受赏，深得孙权恩宠，这让凌统心中五味杂陈，一时间感觉杀父之仇再也难报，进而心生绝望。
如果孙权再无动于衷，听之任之，一根筋只赏赐甘宁，不理睬凌统，结果还真有可能不堪设想。
事实上，聪明的孙权对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高明，除及时赏赐凌统外，还从精神层面对凌统予以抚慰和关心。他要力争做到，甘宁高兴，凌统也喜悦。
因此，在处理二人矛盾时，孙权极力体现出公正和公心，不偏袒任何一方，尤其关注二人的细微反应，而且让当事人能感觉到这种关心，不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就孙权的实际做法来看，确实颇有成效。当然，保持一颗公心，不是对部属简单地一视同仁，奖赏时吃大锅饭，人人有份；惩戒时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
孙权认识到，如果双方力量悬殊太大，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力保局面平衡，当然这要注意时机和场合。
所以，孙权的高明正在于审时度势，寻找合理的平衡点，使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张昭作为东吴士大夫的代表，可谓煊赫一时，连孙权也要让他三分。
鲁肃与之相比，显得卑微而势弱。
张昭对鲁肃的不屑，是明写在脸上的。二人起了龃龉，如果各打五十大板，对鲁肃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在处理此二人之间的矛盾时，孙权有意压制张昭而抬举鲁肃，在不同场合褒扬鲁肃，有意地疏远张昭。
张昭立刻感到了来自孙权的压力，在行为上收敛了许多，鲁肃的才智才有了发挥的空间。当然，在抬举鲁肃的同时，孙权也照顾到了张昭的情绪。
当张昭以年老多病为借口退隐之后，孙权又多次强调张昭的重要性，甚至不惜跪在地上请他回来。
再如，程普羞辱周瑜，周瑜不能反击，孙权就替周瑜美言，宣传周瑜的美德，借以抵消程普的打击；鲁肃嘲讽吕蒙，孙权就给吕蒙善意提醒，让吕蒙知耻而后勇。
正是由于孙权能够始终坚持一视同仁，既不厚此薄彼，又不搞绝对平均，而是在坚持居中立场的同时，适当倾斜，巧妙平衡，才使程普知难而退、自我收敛，使周瑜感恩戴德、殚精竭虑，使鲁肃更加持重，使吕蒙奋起直追。
他高超的调解艺术，让张昭感受到敬重，而兢兢业业；让鲁肃感受到恩宠，而呕心沥血；让甘宁和凌统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同样的信任、爱护和尊重，逐步为二人以后的矛盾化解做好了铺垫。
在孙权看来，实施空间隔离只是防止矛盾激化的临时措施，保持公正和公心也只是避免当事人采取过激行为的被动手段，要真正消弭矛盾，化矛盾为动力，还必须分析双方矛盾的成因，进而对症下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基本做法是，对积怨甚深的部属，除了特别注意精神层面的抚慰外，还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力融化双方心里的坚冰；对无伤大雅的矛盾，适当“和稀泥”，甘当“和事佬”。
凌统念念不忘杀父之仇，时刻寻机报复，于是孙权双管齐下，一方面，对凌统进行冷处理，不予理睬，暗中关注凌统，深知解除其心里的疙瘩需要一定的时间，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时间，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功。
另一方面，则是从大局观念和“一家人”情谊的角度出发，语重心长地劝说凌统：“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
在凌统不肯罢休地挑起了第二次冲突后，孙权又对凌统说：“吾常言二人休念旧仇，今日又何如此?”不难看出，孙权一直在循循善诱地开导凌统，将调停进行到底，使其彻底解开仇恨的心结。
后来，最佳的转机终于降临了。合肥之战中，凌统遭敌暗算，眼看就要命丧敌手，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甘宁毅然甩开个人恩怨，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救了凌统一命，这是真正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细心的孙权通过甘宁这一“见义勇为”的瞬间表现，看到了甘宁令人敬佩的高尚人格，也发现了这正是化解他们纷争的最佳时机，良机不可失，孙权决定趁热打铁，因势利导。
所以，当凌统回寨向孙权道谢时，孙权不失时机地说：“放箭救你者，甘宁也。”面对甘宁的救命之恩，凌统深受感动和震撼，立刻向甘宁顿首下拜：“不想公能如此垂恩!”甘宁的角色在一瞬间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凌统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变成了其救命恩人，并从此成为凌统的生死之交。
这起困扰了孙权数年的纷争终于得以化解，取得了双方主动和解的最佳效果。老成持重的张昭不赞成年轻将领积极扩张的对外思路，而年轻将领中的吕蒙是标准的鹰派，且早年有受辱杀人的“劣迹”，更不可能为张昭所喜爱。
再者，张昭对武将豪放的生活作风本身就很不满意，于是性格上的差异，最终演变为激烈的理念争执。
意见相左，成了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与以鲁肃为首的武将集团的基本矛盾形式；相互蔑视，成了横亘在张昭和吕蒙等人之间深深的鸿沟。
孙权作为东吴各势力集团的共主，深深了解双方矛盾的根源所在，并知道这种矛盾不是原则性的，不是不可调和的。
于是他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一方面，对双方的争执不持立场；另一方面，针对双方相互指责的“毛病”，给出自己的理解，并力图美化这种“毛病”，其目的正在于消弭分歧，最终达成双方和解。
如张昭认为吕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在他眼里，吕蒙俨然就是一个文盲。
孙权就赶紧替吕蒙解释，说吕蒙“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
鲁肃、吕蒙诟病张昭等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孙权就替张昭解释，一再强调张昭在处理内部事务上的能力和私德，约束吕蒙等人不得轻狂，同时责令吕蒙多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可以说，正是孙权对双方矛盾根源的正确把握，并采取了正确的方法，才使得双方的矛盾逐渐淡化，彼此重新审视对方，最终达成谅解。鲁肃去世后，张昭力荐吕蒙接替鲁肃，成为吴国一段佳话。
